年轻人挤向中央政府掀起公务员热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准备挤进中央政府，他们的理想就是成为中国各个部委的公务员。

　　11月26日，2006年中央、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据人事部统计，全国大约有36.5万人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比上年增加47%，北京市参加考试的人数就达5.6万。10282个岗位平均每个有35人竞争，个别岗位竞争者超过2000人。其竞争难度超过高考和考研。

　　在几年前，公务员曾经是被冷落的职业，年轻人更多的是想进入外企、合资企业，甚至自己去创业，但现在，情况好像发生了逆转。相对于日益升温的就业难题，“公务员热”意味着什么？

　　政府部门最吸引年轻人

　　今年5月20日在京公布的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21%和22%的受访青年认为最理想的工作单位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加在一起，比例达到43%，而只有20%的青年希望创办自己的企业。

　　这份由全国青联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联合进行的调查，涉及15至29岁的青年共7000个样本。调查显示，中国青年总体失业率9%，高于中国目前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72%失业青年长期失业。

　　而近期另一项涉及7000多名毕业生的调查显示，选择政府机关的人占到37.6%，排名第一;其次是私企、外企、大型国企。只有7.4%的人想自己当老板。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党校的《小康》杂志对中国“快乐小康指数”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显示，公务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快乐感很高。数据显示，在26—35岁，36—45岁这两个年龄段，被调查者中45%有职位升迁空间。相应地，他们对工作的快乐满意度高。在46—55岁，84%的被调查者没有升迁空间，会享受现有职位的成果，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比较高。

　　不少人认为，公务员的职业发展、工资福利、退休养老有较为完备的保障体系;国家机关在社会中处于强势地位，占据大量资源;竞争机制不健全，公务员缺乏淘汰机制;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尚难清除；等等，这都是公务员热的诱发因素。

　　新生力量转变政府理念

　　吸引年轻人考公务员的，还有一个变化。以前，人们形容在机关工作，是“一支烟、一杯茶、一张报纸到下班”，现在，情况有些不同了。

　　30岁的张明已经在国家某部委工作了两年。他形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每天都要不断学习，压力很大，但是很有职业满足感”。

　　1997年本科毕业时，张明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北京市某区政府。虽然同样是公务员，但是那时张明的感受是“整天耗日子，有劲使不上”。

　　为了改变自己的状态，他费了很大力气考取了某知名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命运真的从此有了转机。

　　2003年，硕士毕业的张明进入目前这个部委。他告诉记者，自己一下子就觉得眼界开阔了，处理问题不仅要通盘考虑全国的情况，还要注重国际规则与反响。

　　特别是在参与起草了几项全国性的行业文件后，张明说，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或大或小地影响着全国的行业发展状况。

　　“以前我总觉得进了机关很可能被体制同化，现在看来，新生的力量正在推动着整个政府理念慢慢转变。”

　　我国的公务员热，使人们联想到了新加坡。在新加坡，能做公务员的，都是国家的精英，国家也对他们实行高薪。“确保出类拔萃的人当权”是新加坡一直倡导的治国理念。李光耀希望把各界精英都吸收到政府担任官员。如果发现合适的人选，人民行动党会劝他们弃职从政。这样的措施，保证了新加坡的高速发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暴露出躲避市场危险的恐惧

　　但是，公务员热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相伴而来的是希望自主创业、投身市场经济的年轻人在减少。

　　有人发表评论说，政府积极与“创富领域”争抢知识精英，为畸形的公务员热推波助澜，“社会最顶尖的知识精英在某种价值引导下涌向‘分配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权力领域。”

　　也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还有评论说，现在的政府职能转变远远没有达到市场经济的应有要求，解决政府权力过多过大过滥的问题还有很长的、关键性的步骤没有跨越过去。这就导致创业空间的狭小，迫使社会中不少人转而加入了政府“管制者”的行列，从而又有可能进一步窒息民间创业空间。

　　据报道，广州市商业银行最近为全市5万公务员量身定做了专用工资卡，高级别的公务员凭卡最高可以贷款百万元。“做公务员真是太幸福了。”私企小老板们羡慕地说。据统计，中国共有300万户私营企业，而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仅占10%左右。融资难大大降低了中小企业的存活率。

　　《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辑袁剑说，中国出现的报考公务员的奇观，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这就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其二是，由于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一些官员最大限度地寻租提供了可能。他说，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教育、医疗、股票、足球等许多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祥之兆。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GDP不断增长的表象之下，市场的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向公务员怀抱现象所彰显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据了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