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完）

　　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胡耀邦

　　在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我们把胡耀邦的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献给读者朋友。书中翔实地记述了胡耀邦同志最后的岁月，作者情感蕴积多年，和泪而成此书，字里行间流淌着女儿对父亲的无尽思念。

　　根据父亲的提议，这年7月18日上午，川北行署委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在南充国泰电影院举行隆重的宣誓就职典礼。

　　建国初期的川北，几乎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区党委领导川北人民连续进行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面对这一连串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时年35岁的父亲严格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清醒地把握斗争方向，一次次显示了思想的敏锐和政治的成熟。

　　镇反运动开始不久，父亲就在给公安厅的一个批示中提醒大家：“从广元、蓬安、南充市三处给我的最近阅看的材料中，我确实认为我们现在在彻底镇反中出现一种过左情绪。似乎有些同志是为了彻底而用彻底的办法搞彻底。有些同志似乎并没有了解我们是为了人民最大的最长远的利益而镇反，还有些同志对中央清理中内层的捕杀原则并没有真正了解，还有一些同志量刑时又忘记了某些罪犯是否立过功。我相当担心这件事，无论如何，要请你们及时了解情况，严防偏差。如果一出偏差，我们就无法挽救了。”

　　数天后，父亲又在区党委扩大会和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告诫道：“要严防胜利后的轻敌麻痹思想，反革命的社会基础还未根绝，肃反是一个长期的严肃斗争。”同时，他也强调指出：“必须十分谨慎地区别反革命的界限，绝不可把普通有劣迹的分子、一般反动党团分子、一般封建会道门分子、落后分子、一般违法分子同反革命分子相混淆；对于这些分子，虽然也应以适当方法施行争取教育改造，但同对待反革命分子是有区别的。这个界限，我们历来都是划清了的，今后要更加审慎，务求不错抓和错办一人。”

　　由于父亲审慎细致工作作风的影响，川北土改斗争出现了敌我分明、宽严无误的良好局面。土改工作结束时，川北各土改工作团的同志聚集在行署礼堂汇报工作，父亲首先发问：“同志们，你们在三期土改镇压恶霸地主的时候，台上公审，台下有没有人喊刀下留人的啊？”

　　台下哄地笑起来，大声答道：“没有！”

　　父亲高兴了，说：“那就好，这说明我们川北区的土改工作在中央和西南局的领导下，在大家的努力下，做得很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若有人喊刀下留人，那就糟了，我们的政策也糟了。”他轻松地笑道，“现在看来，我们天安门的柱石稳固了。”

　　如果说剿匪、土改与镇反运动具有斗争指向明确，阶级阵线分明的特征，那么1951年底为反击资产阶级，开始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进行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政治运动，政策性就更强了。在1952年3月1日至6日的六天时间里，父亲曾五次向各级党政干部打招呼，反复提醒大家说：“三反是一场严重的、困难的、复杂的斗争，前面的困难还多得很，如果把它设想得很容易，很简单，那就要犯错误。”

　　这年4月下旬，父亲来到营山县检查工作时，县委书记王进之汇报到他们三反打的“老虎”中有个粮食局的女干部，贪污了5000多公斤粮食；一个银行行长贪污现金1000多万元。父亲详细询问了情况后，要求他们：“这样大的案子，还要调查，加紧做工作，不要轻易定案。”

　　当王进之汇报说群众反映少数运动积极分子打人时，父亲生气了，严肃地指出：“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人人都要遵守，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

　　王进之说：“我们已开过几次会，对这种现象进行了纠正。”

　　父亲立即说：“好，就是要及时制止，我们共产党有共产党的王法，不能乱了套。”父亲提醒他们，“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三反运动不单是经济问题，它的目的是改造社会，移风易俗，教育干部，为政清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推动各项事业向前发展。这一点，我们一定不能忽略。”

　　此后不久，父亲又接到一份案件材料，证明某基建单位的经管人员贪污了几千吨石灰。阅后，父亲问办案人：“这个单位建房一共用了多少石灰？这些石灰堆放在哪里？你们都调查过吗？”

　　办案人摇了摇头，说：“没去看过，只是材料上反映的。”

　　父亲说，那就等你们做了深入的调查后，我们再来讨论这个案子。

　　办案人实地一调查，发现那个单位建房总共才用了几百吨石灰，贪污几千吨纯属子虚乌有。

　　对此，办案人员诚恳地做了检讨。父亲借此教育大家：“遇事必须实地调查研究，不能单凭道听途说或单凭书面材料去下结论。这样很危险，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的只会是损失，是灾难，必须引起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的高度重视。在行动中要深入实际，认真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方针。大家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吸取这次教训。”

　　父亲精力充沛，事必躬亲，每天都要阅看大量的反映运动情况的简报和材料。其中有份材料反映的是川北大学一教授不接受学生的意见，学生们就把意见写在黑板上，等他来教室上课时强迫他看。那位教授发脾气说：“有什么好看？人眼睛看是人，狗眼睛看是狗!”学生们将情况反映上去，校方认为这是发泄对党和政府的不满，拟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

　　父亲看后笑起来，说：什么反革命？这是你们四川人“展”的“言子”，叫“吊儿郎当”嘛！

　　或许那位教授至今都不知道，父亲的一句话，为他开脱了“现行反革命”的罪名。

　　在开展各种政治斗争的同时，父亲一刻也没有放松收拾川北经济的烂摊子。为了尽快振兴这片红土连绵的大地，他亲自兼任川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多次宣传他的观点：“哪个对建设、工商不感兴趣，哪个就是对社会主义没有感情。”

　　当时，川北工商界人士对共产党还缺乏认识，害怕财产被没收，人被杀头，纷纷将财产化大为小，化小为摊，坐商变行商，跟共产党捉开了迷藏。有的工商业者干脆拒绝使用人民币，或索性关门停业，致使物价无序波动，市场运行停滞。

　　父亲从筹组工商界联络委员会入手，宣传党的政策，广交工商界朋友，帮助解决劳资纠纷，从而成功地启动了市场，活跃了经济。

　　父亲为打破川北因交通落后造成的封闭，仔细研究了川北的地形，确定将交通建设的重点放在公路建设上，用“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民工修路筑路。两年里，不仅修整了被国民党破坏的公路，还新筑了由南充经蓬安到营山，由阆中到苍溪，由巴中到南江沙河的公路，总计达1600多公里。同时还疏浚了川北区域内的嘉陵江、涪江、渠江，使得近2000公里的水路航道畅通无阻。

　　1950年6月，当国家开始修建成渝铁路时，父亲意识到此举对振兴川北经济的意义，立即成立了行署筑路委员会，亲自挂帅，动员几万民工参加铁路建设。

　　在纵横交错的道路上，川北经济的轮子加速旋转起来，生产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喜人局面。到1952年，全区的粮食、棉花和蚕丝分别比1949年增加了132%、150%、120%；共投资570亿元（旧币），扩建和新建了广元煤矿、嘉陵火柴厂等34个企业，扶持了龙潭造纸厂等16家私营企业；在28个县建立了小电厂，使全区的发电量增加了200以上……

　　川北原来像个面黄肌瘦的汉子，此时渐渐变得富态起来。

　　由于父亲主持川北政绩显著，20多次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和西南局的通报表彰。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称赞父亲的工作“有主见，不盲从”。

　　父亲是1944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在延安认识邓小平的，而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还是从主政川北开始。从此，他的命运始终和邓小平连在一起……连载·人物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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