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唱就唱　快乐不算什么错

　　张顺亭

　　“惺惺相惜，女足有个笔迷会，信息时报牵头，中国女足姑娘与周笔畅联欢”（《信息时报》1月24日）。这是一次文体之间的激情碰撞，一次体育与娱乐的小规模联欢。当女足姑娘们在台上争着亲吻周笔畅，当她们随着歌迷的荧光棒和节拍一起与周笔畅尽情歌唱，当主力前锋毕妍在电话里惋惜地对记者说“谁知道不争气的膝盖让我见不到笔笔”的时候。

　　玫瑰原本也是花，奈何有人死活要把她们塑成图腾，将她们扮成圣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只要和中国国家队挂上钩的，就得给我们一个整齐划一的轮廓：球场、餐厅、宿舍三点一线，训练、开会、比赛、颁奖四位一体。一旦离开了这些，一旦触及到生活的情趣，都要退避三舍或正襟危坐地换上副面孔。也难怪，因为有情趣的东西通常是有个性的，有个性的东西就难免与领导要求的统一性违背。在某些领导的脑袋里，统一、简单最好管理，生活的花样多了会搞得他们头大。比如，前些时候某足协副主席要求的不准染发（我现在也没搞清楚染发和踢球有什么关系），某些教练要求的女队员不准涂口红（我现在也没搞清楚涂口红和比赛什么关系）。在某些领导看来，女足队员应该是场上像男人，场下像蠢人，最好像机器人，如果她们一摁开关就上场比赛再一摁开关就下场休息，那是最好不过。

　　这种不把队员当有个性的人看待的观念在中国国家队已根深蒂固了好些年头了。女足的姑娘们这次和周笔畅联欢之前，其实是有些惴惴不安的。即便是在和她们喜欢的笔笔联欢了之后，她们都不愿意被报道，她们甚至一再声称，不要说她们是代表中国女足，她们是代表她们自己的。我知道，她们如此这般地解释，是因为担心领导们会觉得这般疯狂的举动是对中国女足形象的抹黑。

　　因为在某些领导的花岗岩脑袋里，追星很不理智，追星对进球很没有帮助。女足应该清心寡欲，应该无欲则刚，应该不动凡心，不存杂念。殊不知人有七情六欲，生活原本丰富，姑娘们不是机器人，国家队不是修道院，清规戒律很扯淡。

　　丰富的生活哪有那么可怕啊，美国女足没有集训，不搞集体宿舍，她们开车来去，马照跑，舞照跳，场上照样无敌。阿森纳主力永贝里染了十年的头发，小贝搞了无数的奇怪发型，罗纳尔多换了一个排的女友，至今他们仍然是雷打不动的巨星。生活原本丰富，何苦要搞得单调。阉割了生活情趣的人，小心把激情也一并阉割掉了。

　　所以，女足姑娘们和周笔畅的联欢，说明她们青春有活力有激情，有激情就有动力，有动力才能打出赏心悦目的比赛。所以她们要追星，要吻笔笔，不要当机器，不要当修女。想唱就唱，快乐至上。什么时候她们都变得沉默寡言，我以为玫瑰精神也就差不多歇菜了。别让救助成为富豪负担

　　“穷父给富豪写信救女儿续：有人回应表示愿捐款”（《华商晨报》1月24日）超级富豪施正荣承诺会捐助的新闻让我们既庆幸又感动。富豪并没有一定要捐助的义务，财富是人家自己的，人家赚钱也不容易，施正荣完全可以无法核实求助者的真实情况为由，将救助的信件扔进垃圾桶。希望以道德苛求实现“借富济贫”的目标是愚蠢的。财富越多不是承担社会责任越多的理由。

　　但我们还是要感激施正荣，虽然富豪捐助一个需要救助的对象比起一般的人来说要容易许多，但这比那些见死不救袖手旁观的人不是高尚得多吗。这起码说明，身价亿万的富豪也有一颗善良的心，值得我们尊重和仰视。但是我因此也感到担心：当布仁施善的施正荣将可能面临不胜其烦的求助的时候，社会救助会或成为善心富豪的一种负担，而这种背离了慈善事业的自发自愿主旨的救助，对有财富的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其实，社会对富人捐助寄予了太多期望原本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因为社会救助的责任不在富豪而在社会和政府的职能部门，在于社会援助体制整体功能的发挥，而不是靠某个富豪大佬的善心。社会越是寄希望于个人捐助，就越是凸现社会救助的无能，我们应该为此感到悲哀。生命真有贵贱之分？

　　“3名少女遭同一次车祸赔偿为何要分三六九等”（《中国青年报》1月24日）这则新闻告诉我们有些人的命生来还真是有贵贱之分。按照本文的说法，三个同时遭遇车祸的少女，对农村户口少女的赔偿还不及城市户口的一半。因为按照有关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照这样下去，贵州贫困山区的一条人命可能比不上上海市一条狗的赔偿金额的情况是存在的。而上海市的一条人命抵得上贵州贫困山区十条人命的情况也是有可能的。

　　也许该规定的本意是从地区不同，赔偿能力不同的角度来考虑的，照顾了赔偿人支付能力的问题，但却忽视了这恰恰是对人的生命的极大蔑视。我们只能感叹，那些生在农村尤其是贫苦农村的人真是不幸，他们不仅要生来就品尝生活的苦涩，连死后都要贴上贱格的标签。怪就只怪自己投错了胎生错了地方，只好下辈子托生到中国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最好是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的好人家，不用受那些生来就不公的鸟待遇。

　　当连公平性都不考虑的时候，这样的规定不要也罢。或许让那些制定这些法规的人亲身体会一下那些失去亲人还得不到平等赔偿者的愤怒和痛苦，他们才能在那些绝望的眼神里，得出修正规定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