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牢骚怪论：从精英忏悔中理性反思改革

　　当经济极端主义成为一种信仰后，任何不可思议的后果都会发生。中国的经济精英们之所以会沦为反思改革的“第一目标责任人”之嫌，就是与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把经济极端主义的作用无限放大甚至神化紧密相关。在这些关联关系中，没有定语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所谓“道理”，长期以来弱化了政治方向指挥经济发展才能保证社会正义与公平的均衡发展思路。这种经济极端主义“打败”政治统领全局的“奇迹”，在中国二十八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至少占据了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段，即二十五

　　特别提请注意，愚下有关“经济极端主义”的观点表述，并不针对任何精英的个人言行和功过，只针对以往因经济极端主义而发生在中国改革进程中的现象，这样的表述除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外，更多的也是一种法制不健全的社会状态下的无奈的自保选择。

　　社会原本是一种由诸多复杂因素构成的有机体，保证这种有机体良性发展不但需要方方面面具有科学安排的多种学科互动，更为重要的是，多种学科的互动又必须置于政治方向的全局之下，因为，只有政治统领全局才能保证和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公平，也才有可能使社会的发展付出最低的试错性代价。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单一的经济极端主义思想之上，为了改变“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落后面貌，曾经的“摸论”、“猫论”为“发展才是硬道理”注入了强大的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经济精英们冲在改革开放最前沿铺平了道路。二十多年来，经济精英们不但在改革的前沿冲锋陷阵，同时也把包括政治统领全局在内的所有社会学科抛在了脑后，甚至经济极端主义堂而皇之地长期指挥着中国的改革进程。

　　当然，愚下并不排除“纯经济学”也有推动社会发展的积极学术意义，但是，不要忘了脱离社会实情和政治方向的“纯经济学”只存在于乌托邦式的理论之中，并不存在于复杂的现实社会之中，否则就不会有“政治经济学”这门联动学科。简言之，任何国家制度下的经济学都必须符合那个国家的政治方向，即便是具有普世价值的经济学，也不例外，否则，就没有“国家”这个概念的存在价值。

　　经济极端主义指挥中国改革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不论是对外开放还是对内搞活，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诱惑，使退居二线甚至三线的政治作用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最具典型的现象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活动中，实行内外有别的政策倾斜（优待外商）、税赋标准（外商超国民待遇）、土地价格（对外商有时是免费使用）、资源占用（对外商有时是免费使用）等等，这种现象至今犹在。不可否认，大部分经济发展权利下方地方的积极意义，那就是造就了华夏大地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竞争局面和经济发展奇迹。但也要看到，经济极端主义思想指导下的非理性发展观念的急剧膨胀，政绩至上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浪费型发展现象、破坏型发展现象、污染型发展现象、垄断型发展现象、官商勾结型发展现象、腐败型发展想象、掠夺型发展现象、与民争利型发展现象、卸掉公共责任型发展现象、消灭历史文化型发展现象、教育学科设置偏重经济型发展现象……，等等等等经济极端主义发展现象，无一不是政治失控所造成的后果。这些后果造成的典型例子就是“三化一大一缺失”，即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住房商品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保障严重缺失。再加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等等尖锐的社会问题，才使得如今全社会不得不对因经济极端主义思想指挥下的改革进行激烈的反思，而这些激烈的反思最后都集中到了诉求呼声很高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拷问层面上，同时也才使得经济精英们成了反思改革的“靶子”。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把改革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经济精英们的确有失公允，经济精英们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也不应当否认，“纯经济学”的理论必然要经过政治精英们的认同方才能够变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力量。所以，我们需要理性反思改革开放的经济机遇才是造成政治宠爱经济精英们的根本原因，也才使得极端经济主义思潮长期指挥中国的社会发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长期被宠爱的经济精英当中，的确也出现了不少忘乎所以的人物，这些人物不是到处脱离政治约束地歪理邪说煽风点火，就是为既得利益集团鞍前马后游说助力，有的甚至还与既得利益集团沆瀣一气牟取私利。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不少的经济精英力量左右国家政策走向的不可思议现象。这些不可思议的现象我们都能从一些有良知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经济精英或者其他层面的精英们的愤怒批评声音中领会到。由于经济精英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因而，在经济极端主义盛行的中国社会，除参与市场经济竞争的各种法人主体外，不但国家级的各级部门需要不惜代价招揽经济精英，而且各级地方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参与到争夺经济精英的人才大战中，一浪高过一浪的五花八门的高价诱惑条件，演变成了中国社会长期的独特风景。由此不难看出，只要经济极端主义思潮在中国社会发展的改革进程中依然汹涌澎湃的话，未来的发展仍旧是未知数。

　　吴敬琏先生对反思改革的“忏悔”，能够出现在标榜“正确舆论导向”的公开主流媒体上，并非偶然，他作为国务院“经济智库”的不多精英人物之一，最起码他的“忏悔”是需要通过严密审查的。因而，愚下认为，经济精英的“忏悔”能够公开，最起码说明胡温政权的豁达开明与实事求是，同时也说明反思改革的主流民意得到了国家高层的认同，而并不是某些声音片面认为的“改革不可动摇”。另外，愚下大胆地预测，吴敬琏先生对反思改革的“忏悔”，也是一种信号，这个信号预示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即将加速，政治统领全局的改革方向也将会重新出现，过去那种经济极端主义思潮下的“重商主义”也将退回到经济作用的应有位置，“均衡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发展观才是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