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观点对决：清华教授的公务员“买私车论”

　　新闻背景：日前，清华大学廉政建设研究所任建明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公车滥用现象，就要对公车进行货币化改革。除考虑到国家领导人和省部级领导出于安全配备公车外，要最大限度地取消公车（司法机关和特殊部门除外）。同时，政府也要相应地改革公务员的工资制度，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正方

　　网络媒体歪曲公务员“买私车论”

　　对任建明教授的这番言论，笔者注意到，《中国青年报》所用的题目是“遏制公车私用的出路在职务消费货币化”，而许多网站转载这条新闻时，所用标题有“中国应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是车改方向”等。“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成了网站的卖点，网民哗然，任建明教授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有的网站还就“公务员买私车”开设了专题网页进行讨论。不少网友质疑：“这不是变相鼓吹公务员涨工资吗？”“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什么狗屁观点！”……归结一点，大多网友对任建明的“买车论”相当愤怒。

　　如果单独拿出“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这句话，网友们的批评有一定道理，笔者对这句话也十分反感。但是，当我们对任建明“买车论”进行批判时，是不是应该冷静一点，耐心一点，把人家的话看完整？笔者注意到，“中国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的前面，有一个限制范畴，那就是“在今后步入‘汽车时代’后”。“汽车时代”最典型的特征是什么？就是汽车步入大多数家庭，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消费品。当中国真的步入“汽车时代”，当中国大多数家庭拥有私家车的时候，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家车，有什么奇怪的？可见，如果把任建明的言论看完整，大多数人不会觉得“买车论”荒谬吧？

　　当然，公务员是否买得起私车与公车改革，是根本的两回事。公车制度不改革，即使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也杜绝不了公车私用现象，更解决不了公车浪费和公车腐败问题。况且，公车改革应以“限权”为坐标，而不能以公务员涨薪或变相赎买为条件。在这儿，买私车是买私车，公车改革是公车改革，可是任教授非得把这两个没有因果关系的事混到一块谈，因此造成网民误解，甚至被网民责难，一点不奇怪。（孙化民）

　　反方

　　公务员“买私车论”是“行政勒索”

　　应该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在“治理公车私用”的访谈语境中说这样的话有一种与纳税人交换条件的勒索意味：只有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公务员才不会滥用公车。试想一下，公众之所以敦促治理滥用公车，正是出于约束和节省公共财政，以“公务员买得起私车”来治理滥用，财政岂不要放更多的血？那还不如就让他们滥用公车呢！

　　当下诸种改革中流行的“赎买式改革”：为减小改革阻力，用货币购买官员占有的一些非正当福利，如廉政奖金、公车补贴等等，正是一种“财政勒索”。

　　当然了，如果公权能受到民权的制度性约束，公众是不会亏待自己的公务员的，不会眼红自己的“公仆”能体面地拥有私家车。我们的公众之所以对这句话异常反感，主要在于这句话触到了自身权利贫困的痛处：纳税人连自己公务员的家底都不知道，也无从监督，凭什么要让绝大多数公务员买得起私车？

　　让公务员买得起私车，一个起码的制度前提是，公众要能知道公务员的财产有多少，才能准确地衡量“买得起”，判断他能不能买得起私家车，不然的话，对公务员财产一无所知，如何进行判断；让公务员自己说吗？这样，“买得起私车”会成为一个无底洞。也就是说，官员财产申报制，官员向社会公布自己的财产应成为“买得起私车”的制度前提。

　　实际上，舆论早就呼吁官员公布财产，而这个群体一直以“属于个人隐私”为由拒绝公布，新实施的《公务员法》也因此回避了这个制度。

　　另一方面，中国尚未富裕到绝大多数人都有私车的程度，普通公务员的生活水平是不能超越大众平均水平的。只有那些认真为公众服务的公务员，公众才会奖励他“让他的收入能买得起私车”。如果服务没做好，比如自己职责内的政策服务让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这些部门的公务员有什么脸向纳税人和公共财政要求“让自己买得起私车”？他们应该向那些因自己的“服务”而暴富的药商、房地产商要私家车和别墅。（曹林）

　　（金陵／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