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元宵节

　　上周日是丙戌元宵，我们的重要传统节日之一。这一天，在古代叫做“上元”；上元夜则叫“元夜”或“元宵”。“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私有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欧阳修这阙脍炙人口的《生查子》，写的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元宵夜晚的一个侧面。

　　元宵节又叫灯节，概因为节日食品是吃元宵，而节日娱乐则是元夜张灯赏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说的就是元宵节放灯。放火，不是点火或纵火，而是宋朝的时候，我的那位叫做田登的本家作州官，要百姓避讳他的名字——谐音也要避，像唐朝诗人李贺的父亲叫晋肃，所以李贺终身不参加进士考试一样。在田登的辖区内，灯于是全都叫做火。普遍认为，放灯习俗始于汉代，或曰因为汉初在这一天诛杀诸吕，立刘恒为文帝，纪念此“升平”之日；或曰武帝久病初愈，感于太一神的灵验而于这天灯火祭祀，通宵达旦；或曰明帝信佛，为倡导之，遂于上元之夜燃灯表佛。不论传说怎样，元夜在后来已经褪去了“原始”色彩，而完全成为了世俗性的公众娱乐节日。凡事以“模棱两可”名世的唐人苏味道，当官虽然当得毫无原则，但元夜诗写得非常漂亮。“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骑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论者以为，该诗写尽了古人元夜游观、彻夜狂欢的盛况。

　　今天的一些人鉴于传统节日的衰落，主张重要的传统节日应当立法成为公众假期，去年全国两会还有人递交提案或议案。这一点，古人倒是早就走在了前面的。比如宋朝的《铁围山丛谈》记载:“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都邑旧亦然。”后来呢？一般的地方仍然热闹3天，京城或者大城市则可以热闹5天。有人说，后来多出的这两天，是“吴越钱王来朝，进钱若干买”的；也有人说，那是因为乾德五年(年)后蜀初平，正值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市民纵乐，诏开封增两夜”。《曲洧旧闻》描述了宋朝元宵时的情景:“故族大家，宗藩戚里，宴赏往来，车马骈阗，五昼夜不止。”在这几天里，人们“每出必穷日，尽夜漏乃始还家，往往不及小憩，虽含酲溢疲思，亦不暇寐，皆相呼理残妆，而速客者已在门矣”。女士们更是要精心打扮一番，“首饰至此一新，髻鬓插，如蛾、蝉、蜂、蝶、雪柳、玉梅、灯毬，袅袅满头，其名件甚多”。

　　如果说以上所引的张灯三日或五日，跟放假联系在一起还有点含糊其词，那么，明朝永乐年间关于元宵节放假就说得非常明确了，而且假期达到10天之多，事见《万历野获编》。那是“永乐七年(1409年)正月十一日”，朱棣觉得自己“继位以来，务遵成法，如今风调雨顺，军民乐业”，乃下令“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看，不急的公务都暂时抛开了。对民间放灯，也极大地体现了宽松，“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不要搅扰生事”。永乐帝并且要以此“永为定例”。到了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大致的意思又重申了一遍。同样，“诸司堂属，俱放假遨游，省署为空”。街上就更热闹了，“春如红锦堆中过，人似青罗帐里行”。百姓不知怎样，士大夫们是“呼朋命伎，彻夜歌呼，无人诃诘”；有权势的，则“先期重价，各占灯楼”，至于“尺寸之地，只容旋马，价亦不訾”。

　　《双槐岁钞》对此还有两处细节上的描述。其一曰户部尚书夏原吉陪着母亲去观灯，不知怎么给永乐皇帝知道了，“遣中官赉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曰为贤母欢也”。其二曰永乐帝还要借此展示御制的应节诗词，由儒臣奉和，并当场评出等次，“览而悦之，赐以羊酒钞币”。1412年的元宵，陈敬宗得了第一，但这些作品不外是“皓月金门夜，和风玉殿春”、“愿歌鱼藻咏，长奉万年杯”之类的祥和句子。别的大臣恐怕也会有陪着母亲观灯的，为什么夏原吉得到重视呢？夏原吉在明初曾为钦差大臣专司江南治水，据说他采用的是疏浚吴淞江下游，疏导太湖水出海，以及通过黄浦江来排水等方法，对今天上海港的形成甚至产生了重要影响。那么，永乐帝这一举动，用意该是公开褒扬了。

　　清朝的时候，元宵节同样热闹，京师有“前门灯市，琉璃厂灯市，正阳门摸钉，五龙亭看灯火，唱秧歌，跳老鲍，买粉团”。有意思的是，“十六夜，女子出游，谓之走百病”。元宵节这些丰富多彩的习俗今天也消失得差不多了，那么通过立法放假就能够把它们自然而然地唤回吗？包括元宵节在内的传统节日的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显然不在这里，人们并不是因为工作繁忙才无暇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