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不该忽略的准确——夜读偶记

　　司徒伟智作品集在版面上操劳一天，晚间翻检藏书，随意古今，驰骋东西，诚乐事也。

　　其间，还时有发现，或者让人豁然开朗，或者竟至脸红耳赤。

　　近来读几本传记，给我的教训是：即使对有些人物算得上了解了，其实这以往的了

　　1，获诺奖的杨振宁是中国人

　　“中国科学家要有获取诺贝尔科学奖的信心”，我们的版面常见此类话语。甚至权威的《人民日报》也未能免俗——“100年来，诺贝尔奖已授予全世界473位科学家，而中国籍的科学家尚无一人入选”，就是我从2年前该报随笔中摘下的一句。

　　读过《杨振宁传》，方知此说之谬。因为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奖之际都尚未加入美国籍——“令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是：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荣获诺贝尔奖时，他们持用的还是当年留学出国时的中国护照。”（《杨振宁传》，徐胜蓝、孟东明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惟其如此，1995年，杨振宁在回答记者关于“你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的提问时，欣慰地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惟其如此，在他们本人那一面，从来是规避此类“误区”的。我注意到杨振宁近年几次谈话，都是说“中国本土科学家将于20年内获得诺贝尔奖”。因为，如果不局限于“本土”，则中国人早就“阔过”了。

　　当然，他们今天都是“美籍华裔”。但历史就是历史，不可以今律昔。须知杨振宁加入美国籍，是嗣后7年才发生的事。这曾经是一个艰难得痛苦的决定。杨振宁于1983年回忆：“1964年春，我入了美国籍。从1945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

　　2，“过河卒子”具有的原初意义

　　胡适在最后的那场演说中，挺有自豪感地说过：我对物理学一窍不通，却有两个学生饶毓泰和吴健雄成为物理学家；吴大猷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和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

　　对于杨振宁的这位“太老师”，我们曾经批得他体无完肤。比如，从记事以来，我看到的报章就都判定那首“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是他卖身投靠、拚命反共的丑恶自白。

　　自白，诚然是的。然而，定性却忌轻易。事实是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历来崇尚无党无派，曾公开许诺拒涉仕途、不任官职。只是在1938年9月，中华民族生死存亡关头，他才在各方力劝下出任驻美大使。

　　此前，由于美国政府持一种不愿卷入战争的“超然”态度，因而中国政府的借款要求屡屡遭到美方拒绝。胡适到任后，即和此前已衔命赴美的沪上银行家陈光甫一起四出奔走，不遗余力。正如白吉庵在《胡适传》中所说：“胡、陈接手后，从各方面努力绕过美国中立法规，以商业借款形式，采取以物易物的办法于是与美方达成一项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0月25日武汉失守，当晚美国宣布了这项协议，这对敌人来说无疑是个打击，而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个支持和鼓舞。31日胡适为此事感到兴奋，送给陈光甫一张照片，并题诗一首作为纪念。”（《胡适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此乃“过河卒子”的来历。其原初意义很显然，即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不顾惜一己利益，破釜沉舟，鞠躬尽瘁，以此互勉。

　　问题出在后来，胡适于1946年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时，又把它题赠给香港来的陈孝威。陈回港后予以发表，于是流传开来，“过河卒子”的说法受到不少人的讥评。胡适为此在编《尝试后集》时加了短跋：“光甫同我当时都在华盛顿为国家做点战时工作——那是国家最危急的时期，故有''''过河卒子''''的话。八年后，在三十五年（一九四六）的国民大会期中，我为人写了一些单条立幅，其中偶然写了这四行小诗。”（《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胡适》，易竹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一是解释当年作诗的初衷，二是表明8年后给陈的题赠只是会议期间应酬的若干条幅之一，有偶然性。

　　如何理解此时此刻的“过河卒子”呢？诗无达诂，只好推想——说此中仍有坚持历来追求的民主科学理想的意味，我想可以。同时，当中华民族面临两种命运前途选择的关键期，说此中另有政治上追随国民党政府冲锋陷阵的意味，我想联系胡适的思想表现，也可以。

　　唯独因8年后加上的种种意义，而淡忘这首诗原初悲壮的抗战大义，不可以。

　　3，梁启超当不上“自制”楷模

　　胡适有个大名鼎鼎的的忘年交梁启超，双方既有论战，却也相惜。

　　这位清末戊戌变法的倡导者，不料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被报界再次发现，只是不再作为政治角色，而是充当引导“青年修养”的道德楷模。说的是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于1899年赴美，在檀香山结识了年轻华侨何慧珍小姐。何向梁表达了爱慕之情，朋友们也竭力撮合，梁氏终于心旌摇动。然而，最后，梁启超考虑到自己曾经反对男人纳妾，还发起成立“一夫一妻世界会”，遂“发乎情，止乎礼”，毅然斩断情丝。

　　记得当年的《大众心理学》约稿，我也从俗，在“谈自制”的主题下引用此典。直至2000年，还在河北日报旗下的一个刊物上读到同一故事的更完整版本。一个故事，被作者、编者反复搬用，青睐历经20年未衰，可见其道德楷模效应之绵长。

　　现在看来，且不说关于梁何爱恋纠葛中，“梁拒何”此一主线尚需论证，因为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中说的是：“启超赏其才，大为倾倒，颇露乞婚之意。何女知使君有妇，遂以文明国律不许重婚一语却之。”更其值得关注的是，读过《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和相关史料即可明瞭，梁启超接下来很快就纳妾了。他与奴婢王来喜育有多个儿女，家中财务也全部委以执掌。大概是考虑到有悖一夫一妻制的主张，梁启超对外尽量讳避，在信中提到时多称“王姑娘”、“三姨”或称“来喜”。直至20年后，“晚年的梁启超婚姻观趋向守旧，1924年他在《与蹇季常书》中正式承认他已纳妾。”说白了，他20年前虽无纳妾之名，却早已有纳妾之实。

　　这当然属于时代的局限，不可以苛责他的。但是，当着我们要在版面上张扬人生的自制，或者爱情的坚贞时，找梁启超当楷模，是明明白白找错了的。

　　一些明明不准确的说法，为何常常难以在我们版面上革除？“反正大家都这么说的，没事！”——我们有时就这样懒于考究而自我安慰，于是它们就得以“常驻久安”了，真是该汗颜的。因为这样的结果，是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

　　泛读，是疗治“寡识”的良方。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邓拓主持《前线》时，要求全体编辑都成为杂家。每个人诚然都有分工的范围，编辑应当有“专精”，不过同时又应有“博识”。“每日价杂拾旁搜”，这是旧式学究批评宝二爷的话，其实不妨借用到我们的业余生活中来的呢。广博的阅读，会催促我们发现，还可以帮助我们纠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