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上调凸显城市新诉求

　　深度解析

　　自深圳市2005年度大幅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以来，2006年的最低工资调整问题再次受到各界关注，讨论话题也随之转移到城市产业升级、加强自主创新、城市管理成本等宏观调控层面。以此为切口，或许从中能窥见一个创新型城市在力求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城市空间布局方面的新诉求。

　　“调整最低工资并不仅仅是着眼于缓解用工紧问题，它也是建设‘效益深圳、和谐深圳’的要求。就目前情况看，简单地依靠资源的投入获得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简单地依靠低工资获得竞争优势的企业发展模式，在深圳已受到越来越多的约束。”综合开发研究院一位资深人士说。

　　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影响

　　“再提高100块？那可能龙岗八成的企业都要搬到外地去了。”龙岗区某电子厂厂长李云锋(化名)大声说，他听说深圳今年将在去年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关外一些厂商已经流传特区外的最低工资标准将分别提高80元、100元，调整后特区内、外最低工资为770元／月、680元／月。

　　随之，企业投资者们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纷纷向深圳市企业家服务处提交了书面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制订出符合实际的调整方案。

　　李云锋是这家电子加工厂的本地厂长，该厂是一家台资企业。李云锋说，该厂给工人的基本工资是600元／月，高于深圳现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一般员工加上加班费基本都能拿到800元以上的月工资。但是一听说特区外的工资或许将提高到680元后，李云锋立即表示反对：“最好不要上调！现在企业的压力都很大，估计再调高最低工资会影响到很多企业。现在有很多厂都还达不到最低工资，再调高他们就要倒闭或者搬走了。”

　　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的资料显示，据统计，目前特区内外均有20％的企业，在扣除加班费后，其标准工资均低于2005年度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后，毫无疑问这些企业受到较大影响。显然，“八成企业会搬走”夹杂了企业主的危言耸听的成分。

　　深圳市政府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深圳市共完成工业总产值3934.62亿元(按现行价格计算，下同)，在全国位居第2位。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628.52亿元，比上年增长25.9％；规模以下工业总产值306.10亿元，比上年增长5.9％。规模以下工业企业无论是产值还是增长速度都大大低于规模以上企业。但从2003年起，深圳市经济运行情况公报上不再公布规模以下工业企业的产值。显而易见，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一方面数量远大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但另一方面，其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

　　仅以宝安区龙华街道为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300家，而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却有600多家。“首先影响到的是我们这样的小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增加，像富士康这样上规模的企业是不会受到多少影响的。”李云锋说。

　　让记者感到意外的是，李云锋所在社区的一位居委会干部也抱怨最低工资上涨过快。原来，该社区的村民分红主要来源是出租厂房的收益，去年9月，该社区厂房承租人集体“逼宫”，以员工工资上涨、经营成本上升为由，要求降低厂房租金并最终达成降价协议。

　　宏观调控产业升级迈步

　　“适当调高最低工资标准有利于促动深圳产业结构升级，深圳未来的产业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金融、物流等行业，通过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将那些一定程度上完全依靠低工资生存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淘汰出局，换取新兴产业的发展空间，可以看作是深圳在新机遇和新挑战面前的应对之举。”综合开发研究院华南与深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秀珍博士接受采访时称，要达到这个目的，还要严格执行《劳动法》、环保标准等相关措施。

　　此前有论者指出，以低端制造业发家、依赖大量廉价劳动力，珠三角企业实际上“赚的就是人工的钱”。长三角的制造业一开始就跨越了单纯的来料加工生产模式，引来外资在本地孵化，形成了高层次的配套经济模式，发展潜力远远超出珠三角。由此来看，作为珠三角地区最早涉足外向型经济的深圳，其产业转型的压力更大。今年1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决定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内容涉及明确创新产业的主攻方向、建设世界一流科技园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22项。

　　深圳市发展与改革局综合处有关人士此前表示，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只是产业升级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中的第一步，以后，深圳还将针对行业制订最低工资标准，逼走高耗能、占地面积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制造业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周边地区转移。上述人士论述，从现阶段实际情况看，深圳还不能过快缩减低专业素质人群，所以才有调高最低工资标准的政策。

　　深圳历史上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次数不下10次，从2002年起每年都有所增加，2005年特区外最低工资水平从300多元／月增至即将实行的680元／月。这些事实也成为深圳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还不够快的论据。

　　陈秀珍博士进一步论及，对于那些向周边泛珠三角区域纵深转移的企业未尝不是好事，因为企业将获得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优势，而对与相关新兴产业配套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并不会因为人力成本适度上升而带来影响。“举例说，华为的发展需要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来配套，这些企业的采购成本、管理成本则低得多，他们更多的是依托深圳已经形成的一些产业群。”陈秀珍表示，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法律保障线，如果企业连这个最低工资也无法支付，则理应被市场淘汰，不可否认的是，它在短时期内会造成一定的震荡。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使企业逐步转变简单依靠低工资获得竞争优势的发展模式，是促进深圳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而调整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又是深圳产业结构升级迈出的关键一步。”宝安区政协委员戴景华先生表示。

　　人才升级同步产业升级

　　去年“两会”期间，人口问题在“两会”讨论中持续升温，有代表提出，发挥产业政策对人口的调控作用，降低初级劳务工比重，积极吸引各类高素质人才，将符合城市发展需要的各类人才转为户籍人口。深圳劳动部门相关人士亦表示，最低工资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员工可以通过比较各地的最低工资来了解不同地区工资水平的差异，并据此选择工作地点。

　　“如果深圳最低工资水平持续偏低，将使深圳在吸引劳动力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上述人士认为较大幅度调高最低工资，可以满足深圳在新的一年里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需求。

　　深圳市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经济学博士郭万达此前曾向媒体表示，从深圳发展历史来看，上世纪80年代是“土地换资金”，上世纪90年代是“资金引产业”，21世纪应该是“产业聚人才”。10多年前，深圳对年轻人而言是一个梦想，但现在由于深圳城市文化底蕴不足、外来人口子女上学难、人才政策由领跑者转变为跟风者等因素，使得深圳面临吸引人才和保留人才两大挑战。深圳的产业变局与人才变局应该是同步的，深圳企业要升级，就必须主动建立全球和全国人才的引进渠道，变被动为主动。

　　在人才升级的问题上，珠三角面临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创新型人才的流失，许多企业的高级经理人将创业的城市瞄准了北京、上海，选择深圳的并不多；二是国际化人才的匮乏，深圳和珠三角拥有华为以及TCL这样走在国际化进程前列的企业，但是整个区域所拥有的国际化人才的数量还不能满足企业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我们要改变这种低工资、低技术、低素质的恶性循环，从这个角度上看，不仅仅是依靠企业的努力，还要依靠政府政策层面的推动，如加大对劳务工的教育投入，提升他们的能力，才能形成良性循环。”陈秀珍博士认为。

　　在深圳市委、市政府作出“关于实施自主创新战略，建设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决定中，积极吸纳、用好各类高层次人才，打造创新型人才高地成为重要项目。内容包括：实行技术人才柔性引进政策，以多种形式的“人才驿站”为载体，广泛吸引海内外高级人才来深全职、兼职或短期工作；在人才培训方面，实施创新型人才培养计划。支持企业建立技能人才培训制度，鼓励民办培训机构参与政府主导的技能人才培训。对产业发展紧缺人才的培训费用，由政府、企业(单位)、个人共担。

　　自主创新决定最终成败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吴雅杰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民工荒”，但作用有限。一方面，企业本身有难言之隐，存在成本压力，最低工资标准很可能会使之勉为其难；另一方面，如果民工不能相应地提高其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最低工资标准恐怕难以为继。

　　她举例说，一个企业可以给民工开出800元甚至更高的工资，但前提是，民工也要相应地提供更大的贡献，即将其劳动生产率提高上去。通俗地讲，过去需要雇用10个人的活，现在只雇佣6个人就足够了，这样，就可把过去10个人的工资支付给6个人，工资提高了近1倍。这里的关键就是劳动力的素质能否达到这一水平。当然，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是依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等传统的手段，而是依靠实实在在地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增强其专业化熟练程度，达到企业生产所要求的标准。

　　吴雅杰在她的一篇论文中如此论述：深圳等珠三角地区所面临的“民工荒”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应该是贴牌生产，只有企业自主创新、开拓出自己的知名品牌，才能使企业获得基于知识产权的垄断利润。而在当前形势下，贴牌生产直接导致贴牌企业的低利润，低利润直接导致低工资，低工资直接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形成供需缺口，出现民工荒。“而此前‘民工荒’的实质是‘权利荒’、是劳动力需求增加和多元化流动造成等论点则是从某一侧面分析原因，有一定道理，但不是深层次的原因。”

　　接受记者采访时，陈秀珍博士表示，长三角地区由于起步晚、起点高，从广义上说具有一定的后发优势，而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在起步时没有资金积累，只有依靠土地和廉价劳动力优势。“深圳由于适时调整产业政策，现在已经具备发展高端产业、创立自主品牌的产业环境，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是一个正常过程。”

　　深圳方面显然已有动作，在相关政策层面予以名牌战略大力支持。“通过以自主品牌创新为着眼点，完善有利于企业品牌培育发展的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形成‘共担投入、共享利益、协调运作’的品牌培育市场化机制。采取各种措施，引导、鼓励、支持企业积极开展自主品牌经营，打造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名牌。”上述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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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工资已不单单是求职者的想法，也是一些招聘单位吸引人才的撒手锏。丁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