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1966～1970）：三线建设 备战备荒

　　“三五”计划本应在1963年到1967年实行。1962年，中共中央曾设想“三五”计划主要是调整和恢复国民经济，但毛泽东提出，1963年至1965年作为过渡阶段，继续调整打下底子，从1966年起再搞“三五”计划。由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突如其来，正式的“三五”计划没有来得及形成。

　　“三五”计划指导思想经历了由“解决吃穿用”到以战备为中心的变化，总的来说

　　从抓“吃穿用”到“三线建设”

　　毛泽东“脑筋急转弯”

　　【决策回眸】

　　“如果大家不同意，我就到成都、西昌开会。西昌通不通汽车？不通，我就骑毛驴下西康。”

　　1964年5月27日，毛泽东显然对编制已进行3年之久的“三五”计划安排不满意。这天，他找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彭真、罗瑞卿等人汇报“三五”计划的编制情况，听说主线一是农业，二是国防，三是基础工业时，非常生气，说了上面的赌气话。

　　毛泽东认为，前一个时期，我们忽视利用原有的沿海基地，后来经过提醒，注意了，最近几年又忽视“屁股”和后方了。“‘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他甚至表示：“搞攀枝花没有钱，我把工资拿出来！”

　　这让与会的同志吃了一惊，变化太快了！10多天前的5月10日，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毛泽东除对个别项目不能上有意见外，总的看法还是一致的。

　　这个计划从1962年开始讨论起，一直的设想都是要抓“吃穿用”。由于刚从三年困难中走出来，经济形势极其恶劣，因此，在“三五”计划的初步设想中，主要是着眼于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

　　毛泽东对此也一度很认同。当时，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他还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说：“各级计委必须克服屁股坐在工业上的毛病，要首先抓农业发展计划和支援农业的计划。”

　　可见，毛泽东原本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战略考虑，并不是要抓“三线建设”的。但过去20天不到，为什么又彻底改变想法了呢？

　　原来，在国家计委向毛泽东汇报“三五”初步设想前后，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进行了调查研究，并写出一份报告，让罗瑞卿将报告送给了毛泽东等中央政治局常委。

　　报告中说：我们对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专门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很多，有些情况还相当严重。

　　报告详细列举了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等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是关系到全军、全民和直接影响卫国战争进程的一些重大问题。因此，建议由国务院组织一个专案小组，根据国家经济的可能情况，研究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积极措施，以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

　　而当时的国内外艰险情势也在为报告作注脚。上世纪60年代初期，台湾蒋介石政权正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闹僵，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都非常仇视新中国政权，1961年9月，还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型核战争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而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

　　艰险的形势加触目惊心的调查报告，让毛泽东的主导思想迅速发生了变化，他的态度也很快扭转了大家的认识。1964年5月2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议，周恩来、邓小平、朱德等高层领导都陆续讲话，对毛泽东的看法表态支持。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搞“三线建设”的主张，并且表示：“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毛泽东的讲话激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共鸣。大家一致认为，应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从此，全国战备的气氛日趋浓厚，“三线建设”全面启动。

　　实习生叶铁桥整理

　　【数字】

　　114．1％～116．2％

　　按照1965年中共中央批准的“三五”计划《汇报提纲》，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为计划的114．1％～116．2％，比1969年增长25．7％。

　　27个

　　1970年6月22日，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报告，将部委数量由80多个精简为27个。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语录】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现在搞得一塌糊涂，陈云真仔细，如果是陈云当家不可能出这些乱子。

　　———毛泽东（1959年7月）

　　三线建设为什么这么慢？没有钱用我的工资。

　　———毛泽东（1964年8月）

　　实习生邢莉云整理

　　【评说】

　　客观地说，“三五”计划奠定了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基础，标志着中国经济建设实行了一个重大战略转变，其所奠定的指导方针，一直影响到“四五”计划。

　　在“大跃进”和三年经济困难造成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甚至发生大批非正常死亡现象之后4年，毛泽东特别提出要为老百姓的生活着想，要备荒，不要搞得太紧张，无疑是接受了过去惨痛的教训，给即将兴起的大规模三线建设安上了一个限制阀门。尽管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相应提高，但也没有发生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急剧增加现象。

　　“三五”计划各项指标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最后仍然能得到完成。这也许是不幸中之万幸了。

　　（点评专家：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经济研究室主任陈东林）李朱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