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与引导大众精神文化需求

　　□要引领大众精神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切实了解大众精神文化现状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状况

　　□和谐社会本身就代表了全社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理想，如何将这一理想转化为不同群体都能够接受的观念和追求，需要有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举措，而大众精神文化就是传递共同理想的媒介

　　□要让普通群众有能力也有机会享受文化产品和服务，“门槛”必须足够低，特别是事关群众基本文化权利，事关社会整体进步的那部分精神文化需求，必须纳入政府的公共职责范围内给予保障和落实

　　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规律的新认识。这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已经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仅要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同时，也必须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只有加强文化建设，促进文化发展与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发展的协调一致，才能在实现人民群众经济、政治利益的同时，实现人民群众的文化利益，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扎实的文化基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综合概念，内涵相当复杂，在具体工作层面上也涉及多种内容。作为开放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在多年开展市民行为规范建设并取得明显效果的基础上，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为取向的先进文化建设，必须重视开通新的工作界面，丰富工作渠道和方式，努力增强群众思想工作效果；必须关注大众精神文化现象，提供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在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同时，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促进社会的和谐。

　　把握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基本状况

　　要引领大众精神文化建设，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须切实了解大众精神文化现状以及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状况。闵行区专门针对区内5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群体，即商品房居民、老公房居民、动迁房居民、外来白领和外来打工者群体，对大众精神文化需求3个层面的表现形态，即社会交往中的精神满足、生活消费中的精神文化追求和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体验，进行了深入调查，在把握群众文化需求方面进行了一定尝试。

　　1、社会交往中的精神满足

　　调查表明，在社会交往中，传统交往方式逐渐式微，新的交往模式在逐渐形成，熟人关系的纽带尽管仍然重要，但它的地位有明显下降的趋势。“数字化”交往方式日益普遍，间接交往方式的地位逐渐上升。人们对传统道德的需求仍较显著，同时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日渐凸显，关心“陌生人”开始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习俗是文化的原始形态，它的变化往往反映出精神文化的变化与需求。以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交往习俗拜年为例，在当下各种拜年方式中，认同“登门拜年”的市民比例仍比较高，达56.1%；主张“饭店聚餐”的为20.3%；主张“打电话问候”的为13.6%；主张“发手机短信”的为2.3%。但实际的情况却是，采用“登门拜年”的占37.5%，“饭店聚餐”的占10%，“打电话”的占24%，“发手机短信”的占20.1%。比较两组数据可以看出，虽然人们在观念上仍然认同传统的拜年方式，但在实际生活中逐渐更多采用现代的拜年方式。数据显示，采用现代拜年方式的比例已经与传统方式相近。观念和行为间的差异，不但说明交往方式正在出现实质性的变化，而且反映出在生活交往中精神文化享受的变化和相应需求的变化。近年来，不少广告和大众文化产品都以亲情为题材，这与人们的精神需求有相当大的关系。

　　清明节是人们向过世的亲人主要是长辈表达思念的节日。就习俗的生命力而言，清明节称得上当今社会中最传统的节日之一。强烈的精神诉求，使清明节有别于其他一些狂欢式的节日。调查显示，态度最为正统、选择“每年一定正清明去扫墓”的比例为11.3%；态度比较认真、选择“每年会在清明前后几天内去”的比例为37.2%。两者相加，差不多达到了一半。选择“每年不一定在清明去，平时有空就去”和“会去，但不是每年去”的人数比例分别为14.3%和22.6%。对清明节以及相应习俗持肯定态度的人数占了85%以上，这足以反映出人们对家庭血缘纽带的重视。

　　另一方面，在对待与自己没有直接关联的困难人群或其他有需求人员的问题上，市民也表现出相当积极的态度。认同志愿者服务的市民占到总数的77.3%，认同参与志愿者活动的目的是“献爱心，做好事”的在各个群体中都占到了70%甚至79%。这表明，志愿者活动的精神价值得到了市民的认可。特别是在外来务工者群体中回答“没参加过，很想参加，但不知道如何参加”的比例达到了24.5%，表现出他们对他人的关怀和个人的精神追求。

　　对于义务献血，持认同态度的占70%以上，对于慈善捐赠，持认同态度的占95%以上。认同价值与付诸实践之间，肯定会有一定距离，而且在不同群体中，这个距离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调查显示，在市民中形成了对于社会与对于他人责任的广泛认同。这已成为在社会交往方面大众精神文化特别是道德方面的需求基础，如果加以引导，可以对当前建设先进文化与构建和谐社会产生有效的推动作用。

　　2、消费活动中的精神文化追求

　　和谐社会代表着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理想，消费是现代人生活的重要内容，也是市民感受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消费就是在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中的精神价值。调查表明，人们在闲暇时间主要是“休闲娱乐”的比例达到了51.8%；选择“健身锻炼”的为35.7%；选择“学习进修”位列第三，占34%；其余依次为“家务及教育孩子”，为29.3%；“社会交往，交友应酬”，为22.8%；“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为18.7%；另有17.4%的人选择“工作加班，没有闲暇时间”。

　　休闲和消费具有很强的群体特性，比如，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更注重学习和进修。调查显示，外来白领闲暇时间主要用于进修学习的接近半数，经常选择参加学习班的达30%。半数的外来白领经常阅读“专业知识”类书籍，喜欢阅读“励志、心理”类书籍的人接近四成。

　　文化体育场所是文化消费的重要方面，其分布情况能反映出人们精神文化消费的状况。数据显示，人们最常去的场所是“图书馆（室）”，比例为37.4%，其次是“体育活动场所”，比例为33%，各个群体之间大体一致。商品房居民常去“剧院”、“电影院”、“卡拉OK”等娱乐场所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群体。这表明，该群体更有条件自行满足多方面的精神文化享受。而外来打工者常去的场所高度集中在图书馆（室）和体育活动场所，这反映出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较为单一。受支付能力影响，适应这一群体的活动场所有限，因此，如何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是一个问题。动迁房居民光顾棋牌室的比例在各人群中比例最高，而文化馆（文化站、社区文化中心）在老公房居民中影响力最大，有33%的居民常去那里，远远高于其他人群。这表明，传统小区居民对社区文化设施和活动的依赖和欢迎，以及自主安排的能力较为有限。外来白领选择常去“展览会”、“博物馆”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群体。文化品位和知识含量高的活动，对于发展需求迫切的外来白领，是很具吸引力的。

　　闵行区的文化活动有着较广泛的群众基础。人们对社区文化活动的综合知晓率达到86.7%。其中，对社区文化节的认知程度最高，有40.5%的人表示印象深刻。对艺术节、运动会、文化大联演、“六进社区”活动、“三下乡”活动等，市民的熟悉程度也比较高。

　　3、精神生活中的超越性体验

　　人类生活的最高境界，是对超越个人有限存在的生活意义的探索和追寻。从人类对各种崇高事业追求的背后，都可以发现超越性价值的支撑。超越性价值是精神文化的灵魂和核心。在一个社会中，超越性价值及其在人群中的分布，关系到个人生活的充实、群体关系的协调、思想境界的层次，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正气和指向。社会和谐离不开超越性价值及其深入人心。

　　尽管市场经济使人们日趋务实，但物质财富似乎并没有被人们视为最重要的人生追求。对于人生意义的看法，选择比例的高低顺序依次为“家庭美满”（75.6%）、“身心健康”（58.8%）、“事业成功”（44.8%）、“做人做事问心无愧”（43.9%）、“对社会有所贡献”（34.8%），选择“物质富裕”的最少，只有22.8%。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内在超越”的特性，自我设计和自我成就也是个人体验超越性存在的重要方式，对个人的精神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商品房居民和外来白领选择“事业成功”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比例要高于其他人群。他们更倾向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事业心和社会认可是他们的精神支柱。在外来打工者中选择“物质富裕”作为人生追求的只有14.6%，低于其他群体。富裕暂时还不可及，他们更珍惜自己可以把握的幸福要素，比如，家庭、自己为人处世的德行以及健康。他们选择“做人做事问心无愧”的比例是各群体中最高的，达到56.3%。这显现出他们在精神上的自我支撑，也反映出精神追求与现实状况的互补关系。

　　对自己所处的更大区域性空间的认同，也是体验超越性价值的方式。大多数居民对上海的发展成果和趋势持认同的态度，为生活在上海感到骄傲。统计结果显示，50.6%的调查对象认为上海承办世博会跟自己“关系密切，我要提高自身素质，做文明的上海人”，29.2%的人认为“有关系，生活在上海会更好”，另有14.1%的人感觉“关系不大，不过这件事情还是令人高兴的”，只有3.9%的人表示“没关系，我的生活不会有什么变化”，2.2%的人表示“讲不清”。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的大众精神文化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关注大众精神文化问题，这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提出的必然要求。此外，大众精神文化具有的多方面的社会功能，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和谐社会需要共同理想，大众精神文化是传递共同理想的媒介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有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信念，既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历史使命，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要求。我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已经出现的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还将进一步发展，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也明显增强，更加关注实现个人奋斗目标。因此，在尊重差异，激励不同生产要素拥有者发挥创造力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不同群体间的共同纽带问题，从而实现不同群体的和谐相处。和谐社会本身就代表了全社会的共同信念和共同理想，如何将这一理想转化为不同群体都能够接受的观念和追求，需要使之具体化和可操作化，而大众精神文化是传递共同理想的媒介。

　　2、和谐社会需要得到不同群体的认同，大众精神文化是确立共同标准的平台

　　社会生活有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经济发展基础上的利益合理分配是重要的，超越利益之上的精神和心理平衡也是重要的。和谐社会不仅是一个客观现实，也是一个主观认定，只有物质利益的协调，缺乏心理层面的认同，既不足以消除困难群体的不满情绪，也不足以引导富裕群体接受和履行社会责任，社会和谐难以达成。因此，确立一套全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在利益分配格局更加合理化的同时，提高各个群体对公平与和谐的认同程度，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重要工作，大众精神文化可以成为培育、传播沟通标准的载体。

　　3、和谐社会要求不同群体之间亲善友爱，大众精神文化是培育先进伦理观念的基础

　　多元化的社会要和谐，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必须存在不计功利的支持和帮助。富裕起来的群体需要精神文化产品，提升生活质量；物质生活水平相对较低的群体，也会通过转向精神领域寻求替代性满足。精神生活的充实，物质和精神需求的互补，有助于避免各群体在紧缺资源上过度竞争。在世界范围内，慈善和志愿等活动都是人们表达社会责任心和彼此情感的主要形式。在以“熟人伦理”为道德取向的文化传统背景上，广泛建立面向“陌生人”的现代慈善理念和价值观，引导社会各界关心困难人群，减少社会摩擦，需要借助丰富大众精神文化的途径。按照“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的要求，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以社会参与的方式来建设和管理社会，开发能被群众共同接受的、柔性的载体与平台，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大众精神文化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渗透性和吸引力，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有效平台。

　　加强大众精神文化需求引导

　　为了有效发挥大众精神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能在“和谐相处”中各尽其能，在“文化共享”下各得其利，在“精神家园”里各得其所，必须着眼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精神文化需求，升级精神文化建设的技术和手段，确保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公共供给，增强大众精神文化的愉悦功能，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实现文明进步。

　　1、开发大众精神文化的愉悦功能，增强引导作用

　　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逐步深化对于文化内涵和功能的认识，把文化建设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规划文化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和支撑作用。在现代社会，大量的文化是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可以说，没有文化市场，就没有大众文化。因此，在建设大众精神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必须重视市场和企业的积极性，承认并发挥他们在文化创造中的动力和创新作用，发挥大众精神文化生产的愉悦功能优势，引导文化生产的市场取向。建设先进文化的一个突破口，就是要努力将这种优势嫁接到公共形态的大众精神文化及其产品和服务上去。没有愉悦，大众精神文化没有吸引力，而没有吸引力的文化，是难以产生引导作用的。因此，如何将提升大众精神文化的价值层次和愉悦层次结合起来，形成两者的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是大众精神文化建设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和谐社会需要和谐文化，而和谐文化需要自身的和谐，教化功能和愉悦功能的和谐，是文化自身和谐的条件和表现。

　　2、建立先进的精神文化内核，营造和谐氛围

　　精神文化内核是在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中升华、提炼、凝聚而成的精神文化，是一种时代精神。用先进的文化培育人、塑造人，丰富人们的精神内涵，提升人们的精神素养，使人们拥有良好的精神面貌、振奋的精神状态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从根本上说，就是要满足大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要让普通群众有能力也有机会享受文化产品和服务，“门槛”必须足够低，特别是事关群众基本文化权利，事关社会整体进步的那部分精神文化需求，必须纳入政府的公共职责范围内给予保障和落实。对于困难群体，不能简单地通过单纯的许诺来维持他们的信心和认同，也要从精神需求着手，借助文化活动，实质性地改善他们对生活的态度，提高他们的幸福感。因此，必须大力实施文化共享工程，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降低文化消费“门槛”，鼓励各类人群参与公共文化活动，更好地满足群众需求。要重视为需求互补的不同社会群体构建互相促进的舞台，发挥社区、社团和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大众精神文化建设格局。

　　3、根据不同群众的自身特点，构建各具特色的文化

　　和谐社会是差异社会，从社会分化的现实出发，尊重不同收入、不同年龄层次和不同教育程度人群的自身状况和需求，引导精神文化的不同需求。富裕阶层有能力支付市场价格，能享受到较高水准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追求个性化、多样化的精神需求，文化消费方式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较强。他们关注精神需求的增长，这包括内容的拓展和层次的提升，对此，主要应引导市场来满足。工薪阶层包括部分下岗失业人员，以传统精神文化需求为主，对于群众性文化活动热情很高，文化消费上对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社区设施的依赖性较强，因此，立足社区，自主参与，是满足他们需求的主要途径。外地来沪人员精神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社会文化资源的享有率较低，不利于他们自身发展，也不利于市民整体素质的提高。维护困难群体的文化权利，努力使不同人群在精神文化需求满足上“各得其所”，既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工作。

　　4、开发新方式和新手段，吸引社会力量的参与

　　发挥大众精神文化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推动作用，需要加强对于新参与方式和参与手段的开发。个人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明显改变了个人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方式和手段。手机、网络等高科技产品的广泛使用，极大地改变了人际交往方式，改变了社会联系的内涵，一定程度上也改变了个人从社会交往中获得的精神文化满足。把握住这一潮流，积极加以引导，有助于激发优势群体的活力，实现精神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各尽所能”，促进社会和谐。同时，也有利于培育现代道德观念，开拓能够延续民族传统、造就有当代中国文化特色的超越性价值，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为了充分动员社会资源，扩大精神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重视为需求互补的不同社会群体构建互相促进的舞台，发挥社区、社团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功能，通过政策引导，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大众精神文化建设格局。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长）

　　李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