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一个死刑案后面的迷雾

　　一：雾重重，宝璟真个是凶手？

　　中国是一个神奇的国度，我向来不怀疑这一点。网上有一个段子，是关于残废证的：一个有着明显残废的人，因为没带残废证，而被火车上的工作人员拒绝他以残废人的身份享受相应待遇，这个故事使我相信，在中国是物证大于人证，人证不能替代物证的社会，那么这样的社会就应当是一个物证时代。然而，袁案中据我在网上所找的资料看来，此案中并无直接物证（甚至人证也没有）可以证明就是袁指使人杀了汪兴。仅仅凭一句：‘行了，你注意点’这一在理解上存在明显歧义的话就获死刑显然是令人惊异的。

　　1997年修订的《刑法》已经将“有罪推定”原则改为了“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原则。而辽宁省辽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没有直接物证指向袁宝璟、甚至警方连雇凶资金来源都未曾找出的时候，便于17日上午在被将袁家三口注射执行死刑。

　　此案刚接触时，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辛案与袁案相比，从事态发展的戏剧性来看，一个涉及辽宁高层的黑金，一个如同好莱坞倾力打造的飞车拒捕，真是各有各的精彩；而从证据上来看，两者同样是只有间证，而无直接证据，但从间证上来看，辛普森案中的凶杀现场拥有多处受害者及辛普森本人的血迹，因而被检方谓为：“血证如山”，因而，从间证上来看，辛普森杀人的可能性肯定是大于袁宝璟的。但最终由于两国的司法制度及诉讼程序不同，导致了袁案三人死刑，但辛普森则因无直接证据证明其有罪而无罪释放。

　　二、“清廉廉”，有钱难使鬼推磨？

　　目前国内各大BBS上，对袁案多持质疑态度，俱是由于袁在临刑前大喊不服要检举职引起的，质疑 中心就围绕着：这么急着弄死袁，是不是想“杀人灭口”？

　　原谅我们用这样卑鄙的想法去思量中院的判决比较其它杀人案，严重的是一命赔一命，也有因为有立功表现而获得减刑的，或者因为认罪态度良好，而从宽处理的。但像袁宝璟一样，即有立功表现：揭发了沈阳黑慕，且对社会有一定项献“捐出五百亿”的人，却换不来一个死缓，似乎能够让我们觉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但上网一查关于“故意杀人 死缓”，找出来无数条：因抢劫、强奸、故意杀人3项罪名被判处死缓的贵州崔英杰案，交警殴打前妻致死的安徽孙向阳案，遵义县谢晓春车底挂着人狂行千米故意杀人案，山西省民警闹市开枪致死案，俱是以死缓告终，让人不得不对中国法律执行的标尺进行质疑，究竟有没有一个准确的定罪量刑？袁宝璟三人是否罪大恶极到了非死不可，甚至几乎到了“灭门”的地步？就算是我们司法系统一惯形容的“民愤极大，影响极恶劣”，也得分个主犯从犯吧？

　　这究竟是不是中国富豪与高官的对峙中失败，我们只有期待着袁案下的那一团迷雾快点揭开。

　　这也怪不得我等小民脑中政治斗争的弦崩得紧，一个身家亿万的富豪，一个跺一脚辽宁都要抖上几抖的重臣，一个五百亿背后的死刑，一个死刑犯监死前的吼叫，一个买凶杀人案背后的迷雾，这一切的一切，不得不让人产生一个想法：假设，国家机器沦为了保护特权和腐败的工具……

　　三：乱纷纷，死缓是何人天下？

　　中国的死缓走到今天这一步，已经是贪官及有势者的天下了，因而被称为中国式死缓，这不得不说是对中国刑法的无声嘲笑。在全球三分之二的国家废除了死刑的时候，中国式死刑开始有针对性的选择受众。

　　民众意图用死刑来减少甚至消灭犯罪，已经成为一种梦想，看看废除了死刑的国家中，他们的恶性案件犯罪率是否到了惨不忍睹？反观中国近代，死刑中死的虽然不乏“民愤极大，影响极恶劣，作案手段极端其残忍”者，但也有着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莲这样的人，也有着佘祥林，LSB这样的冤案。

　　而再看看近几年中，落马的贪官恶匪，有几个是死刑？难道他们的民愤小于袁宝璟了？这些手中有特权的人利用手中特权胡作非为、巧取豪夺、为害一方，特权阶层的胡作非为，才是使得社会不稳定的最大因素！而对他们的判决，其公正性又根本得不到社会的监督，宪法中平等精神无法得到体现。

　　而判决书上，关于死缓原因都是糊涂莫名的“……论罪应当判处死刑，但鉴于其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本案的具体情况，对其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之类，即让法律的公平性无法得到体现，也让后来者在相似案件上的判决不一。难道说，死缓根本就不需要理由？

　　最后：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Jr.，任期1902－1932年）有句名言：“罪犯逃脱法网与政府的卑鄙非法行为相比，罪孽要小得多”。

　　面对袁宝璟带到坟墓的秘密，我们一直在期待着。

　　相关专题：法治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