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是“恶补”出的优等生

　　时报新闻眼 椿桦

　　刚上任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博士称：“2005年，中国经济在全球是‘优等生’的成绩”（《财经时报》3月18日）。邱博士是统计学的专家，作为学者，拿数据说话，以事实为准绳，毋庸置疑；同时，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统计局长，他的话里话外不仅透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肯定，也传达了中国经济拥有灿烂未来的十足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令世界吃惊，21世纪将是中国世纪的论调也不绝于耳。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对邱博士称赞中国经济的豪言壮语也窃以为喜，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咱们这个中国经济的“优等生”是怎么来的？很是值得思考。

　　何谓“优等生”？德智体全面发展是也。也就是说，衡量一个优等生的标准是各项指标都非常突出，不仅学业上没有偏科，门门成绩名列前茅，而且还需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不迟到不早退，甚至去食堂买饭的时候不插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却始终面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局面，90年代初经济过热局面造成的通货膨胀，以及随后漫长而艰苦的“软着陆”过程，国人恐怕记忆犹新；抓了国企改革，又引起了下岗的隐患；发展了基础设施建设，又带来了环保难题；刚刚开始抓技术创新，又发现三农问题才是重中之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旗鼓方举，房地产经济立刻泡沫横飞；外贸逆差谈判方兴未艾，股市却熊了又熊……

　　仅仅从经济建设总量这个简单的数字来判断中国经济成为了全球的“优等生”，恐怕过于乐观。我们的人均GDP呢？我们的地区经济不平衡的巨大差异呢？我们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基础呢？我们基于社会福利的财富分配与调节系统呢？中国经济的“数字指标”在参与全球经济竞争的考试中到底该是怎么样的排名？

　　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中国经济，眼下难说是全球“优等生”的。即便勉强算是，咱们也花了昂贵的学费进贵族学校，咱们牺牲休息时间去上奥数班，然后靠偏科成绩考了个高分，这种成本换来的成绩可能缺乏说服力。

　　干活不要钱，这回满意吗？

　　我国战国时代有个预言家曾为未来世界描绘了一幅和谐美好的蓝图：人们干活不挣钱，吃饭全免费。这与《旧唐书》中所倡导“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愿望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很多很多年以后，这个构想终于在新中国的人民公社有了一次实践。只不过，这场景在当时却昙花一现。

　　“大学生主动提出‘零工资就业’，0．8％的被调查者表示愿意白干活”（《工人日报》3月17日）所描绘的仍然是一个与社会和谐无关的现象。事实上，其背后所涵含的现实情境却是恰恰相反，那就是，我国的大学毕业生就业之严峻形势，又到了一个新的困难的关口。与这种严峻形势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观点，那就是政府、企业以及媒体们唾沫横飞的“毕业生就业眼光不要过高论”，毕业生初出茅庐时的豪言壮语以及勃勃雄心被这些冷水泼了又泼。于是，本科生要求工资600元，研究生只需800元的现象有之；成批大学生去当保姆的事件有之。现在倒好，为了就业，一些大学生连工钱也不要了。通过这种现象我们发现，随着经济与生活的高速发展，大学生劳动力却出现了高速贬值的局面。

　　人才市场也是一种消费市场，当一件商品的价格可以无限制地下降，那么将会导致整个市场的恶性竞争，而最终导致市场失控。零工资就业，从表面上看，好像满足了企业的愿望，减轻了政府的压力，但事实上却日益成为“人才贬值”的恶性循环，对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是相当有害的。

　　是人民公仆还是专业打手？

　　经济学家韩德强在数年前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一个现象：不少农民为了反抗不合理的收费而选择了漫漫上访之路，其结果是，不少上访者遭到了被举报部门的暴力威胁和报复。韩德强为此忧心忡忡地撰写了一篇文章：《警惕部分基层政权黑社会化》。“成都记者查乱收费遭围攻毒打，凶手是三名公务员”（《华西都市报》3月18日）的新闻使我也产生了同样的担忧。

　　记者采访遭到暴力威胁，是一个并不新鲜的新闻。连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的的“大牌”记者也没有少挨揍，可见，其揭露事件真相的行动为被揭露者所不欢迎。仅仅指责这种不正之风的不对，纯属浪费口水。我们要珍惜口水，先把耙子对准这个事件中的两大中心：三名公务员致人重伤住院，轻描淡写的“停职三个月”处理是否合理？三名公务员被指受“专业训练”，打人非常专业，致人受伤却无明显痕迹，应当追问一下，他们是公务员还是打手？是谁送给他们一副豹子胆？

　　事实上，三名公务员的上级如果懂得一点法律知识，大概会对他们另有一番处置。但事实上我们不能视他们为懂法，受“专业训练”的三名公务员“打手”的嚣张与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