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打“洋工”，梦有多远?

　　“这个想法我在心里憋了很久了，但是我一直没和家人说，我要出国打工，我要挣钱后自己做生意……”近日，桓台一名农民工打电话向记者求助。

　　其实，从2001年开始，桓台县人民政府为进一步拓宽农村劳动力转移渠道，促进农民增收，就积极鼓励县内农民工走出国门，目前作为山东省对外劳务输出的重要基地之一，已向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输出劳务人员1000余名。“因为对外劳务输出既是农民发家致富的有效途径，又是桓台了解世界、桓台农民提高整体素质的途径。”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今天，桓台无疑做出了非常有益的探索。

　　目前淄博的出国务工情况如何？什么人才可以出国打“洋工”？本报记者进行了多日的走访调查后，发现出国打工不难，但一定要走正规渠道。

　　打“洋工”为致富

　　孙新利（化名），33岁，一名曾在韩国打过2年“洋工”的农民。

　　3月3日，淄博市桓台县荆家镇某村。

　　“我2002年就出去了，签了两年合同，2004年回来的，你看看我这房子和家具，都是从国外回来后自己置办的。”孙新利用一口带着浓重乡音的普通话向记者说起了他的国外生活。

　　2002年之前的孙新利是个普通农民，和村里很多人一样，跟着建筑队到处干杂活。

　　2002年之后的孙新利是个让人羡慕的农民，“早就听说出国打工挣钱多，但是一直没机会，当然也不敢去，毕竟那是外国啊。”

　　经过桓台县外经贸局的层层选拔考试，孙新利于2002年的春天踏上了到韩国打工的远洋轮船。“虽然我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在韩国那几年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每天下班后我并不去繁华的地方乱逛，在哪里工作踏踏实实都是让人家喜欢的。”“这两年你出国打工挣了多少钱？”记者问到了实质性问题。“哈哈，不多，刚够用的。”孙新利并不直接回答。“外面传说你们一年能挣好几十万。”记者故意夸张地说。“一年好几十万？不可能！干得好的，一年加上加班什么的，也就十多万。”孙新利连忙解释。

　　朱刚军（化名），30岁，一个正在韩国打工的桓台农民。

　　3月5日，桓台县果里镇某村朱刚军家。

　　这是一座普通的民居，和村里大部分村民一样，是里外水泥墙面的二层小楼，屋内的家具并不多。

　　朱刚军的妻子告诉记者，2004年7月，曾经干装饰工作的朱刚军，在桓台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外派劳务人员办公室（桓台外派办）报了名，经过选拔考试并顺利与韩国晓东开发公司签订了2年的劳动合同——赴韩国做隧道工，经过2个月的语言和技能培训后，朱刚军于2004年10月2日告别亲人，首次踏上了开往韩国的轮船。

　　“他刚走那阵子，我们一家人都不放心，每天都在挂念他:他在韩国过得怎么样，工作累不累，有没有生病……尤其是孩子，天天哭着找爸爸，但渐渐地我们才知道担心是多余的。”朱刚军的妻子说，朱刚军走后不久，韩国晓东公司的领导和桓台外派办的工作人员就分别到家里进行了走访慰问。“后来，朱刚军每次打电话来都说他在那边过得很好，公司还经常发生活日用品，每天工作8个小时，超出的时间按加班结算，每个月都能挣（人民币）8000多元钱，比当初签合同时的4500元多了近1倍。”朱刚军的妻子说，今年春节前，正好干完一项工程的朱刚军于1月6日回到了离别一年多的家。

　　2月17日，朱刚军过完了长达40天的假期，再次踏上了开往韩国的轮船。

　　国外打黑工很快被遣返

　　辛天高（化名），49岁，淄博市淄川区人。

　　“好几年之前，我就想到国外打工，也操作过几次，但是都没有成功。那时候我就一门心思想找个出国的机会，趁人不注意‘黑’下来打工。”3月12日，记者好不容易找到辛天高，“后悔啊，干了没几个月就被遣返回来了，到现在欠的债也没还上，现在都快50岁了，想出去打工也不大现实了，唉，千万别去外国打黑工。”

　　2004年7月的一天，辛天高酝酿已久的计划实现了，他终于参加了由淄博某旅行社组织的韩国旅游团，他跟随旅游团先是从淄博坐汽车到威海，然后由威海坐轮船去韩国。“人家去旅游观光，我的心思却全部放在怎么不被发现离开旅游团上了。”辛天高说，他这种计划以前也被别人用过，但是旅游团为了防止有人借机“黑下来”，管理非常严格，不但收取了5000元的旅游费用，还交了4万多元防止非法滞留的押金。

　　“我当时拿的是旅游签证，有效期限是5天，旅游团有专人盯着我们。”但是辛天高还是找机会“黑”了下来，“一‘黑’下来，就意味着我那4万多元的押金没了。”

　　“只剩下打黑工挣钱一条路”的辛天高，“黑”在了距离汉城有2个小时车程的安山郡，“我住在安山郡一个小乡村里，因为没有合法身份，为了生存，我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了。”辛天高说，他干过装卸工、建筑工、清洁工等各种杂活。

　　2004年12月，辛天高的“黑工”生涯结束了，因为他被“韩国法务部的便衣抓住了”，随后的两个月时间在看护所中度过。辛天高告诉记者，4个月的时间里，无论在哪儿，他都战战兢兢，由于没有合法身份，在国外处处低人一等，四处躲藏。每天最害怕的事就是在路上看见警察，因为惊慌的神情和逃避的目光随时都有可能招来韩国警察的盘问。“如果暴露了非法打工的身份，我就会被遣送回国。”所以，每天他都在韩国法务部的人员上班之前赶到自己的工作地点，每天晚上回来也是在他们下班之后。去逛街的次数就更少了，不仅仅是没时间，更主要的是害怕被抓住，遣返回国。

　　2005年2月，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庆中，带着梦想破灭的遗憾，辛天高被遣返回了淄博。

　　外派务工渴盼高技术含量

　　“这几年，我们局一直都在倡导农村剩余劳动力、一些年轻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到国外打工见世面。每送走一拨，我的心里是既高兴又紧张，高兴的是一个人出国就可以带动一家甚至几家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紧张的是害怕他们不适应国外的生活。”高淑贞说，“一转眼，倡导对外劳务输出已经6年了，我们终于克服困难坚持下来了。”

　　2001年，桓台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在县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摸索着进行对外劳务输出。“刚开始开展工作时非常困难，很多农民和下岗工人也不理解，毕竟是到外国啊。我们自己本身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县委县政府要求我们克服一切困难，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对外劳务输出既是农民发家致富的有效途径，又是桓台了解世界、桓台农民提高整体素质的途径。”高淑贞说，第一次她们组织了一支50人的队伍，“面试时，我们提前挨家都通知了，但是第二天通知的50个人却只来了8个，而我们局在家的干部都出来服务了，一共10个人，那天每来一个人我们都激动得不得了，我们当时蒸了够50人吃的大包子，结果剩了很多。”

　　“曾经偷偷掉过眼泪”的高淑贞在接受记者两次采访中始终没有怨言，“他们出去了，给我打电话报平安的很少，而在国外出了问题才给我打电话的居多，大都是小事，想家的多，接通了说着说着就哭开了。所以我们每年的传统节日都会给远在国外的他们发去贺卡，让他们知道无论走多远，在祖国都有人想着他们。”

　　随着对外劳务输出经验一步步积累起来，高淑贞也慢慢理顺了各方面的关系，“以前一个人被选中了，全家都哭，现在一旦选上，全家都要庆贺，所以我们工作的压力就渐渐轻了。”但是新的压力又来了，由于这几年桓台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的工作卓有成效，很多人都报名参加了劳务输出，而毕竟名额有限，“现在进入我们劳务储备名单的就有几千人，我们特别着急，天天想着怎么样才能让这些兄弟姐妹出国工作。”

　　“经过这几年的运作，我们也面临两个问题，一个是拓展对外劳务输出渠道问题，虽然我们先后与山东国际、青岛国际、江苏国际等多家公司建立了稳定的关系，但是和我们要出国打工的需求还是相差很大；第二点，就是来我们这里进入储备名单的都是一些农民和下岗工人，虽然我们也经常接到一些技术含量高薪水高的外派机会，却没有人可以胜任，我们需要一些更高层次的人加入，当然薪水也是相应提高的，一般要高一倍以上。”高淑贞的话无疑给很多对出国务工有疑惑的人拨开了迷雾。

　　出国打工？研修生！

　　“出国打工？那是研修生。”2月28日，记者在桓台县外派办采访时了解到，山东省外派劳务人员大多前往韩国和日本，而这两个国家把外来劳务人员称为“研修生”，意思是指到韩国或日本学习技术的人。研修生制度，是一个既能帮助解决韩国和日本中小企业劳动力缺乏问题，又能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技能，研修生个人也能从中获益的“三赢”制度。

　　“我们外派劳务人员选拔派出有着严格的程序。”采访中桓台外派办工作人员张宁宁告诉记者，每一名外派劳务人员都要经过6个步骤的选拔。

　　一、进入储备名单。因为要求外派的人员比较多，但出国劳务名额又相对较少，所以很多人都要经过进入储备名单这一关。

　　二、初试。个人须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毕业证原件、户口本原件、填写完整的赴日或赴韩研修生报名表。报名时要看是否有文身、有无残疾等。

　　三、简单的技能测试、体能测试。以赴韩国打工为例，因为大部分外派劳务人员要从事建筑等相关行业，所以要测试木工等简单技术，即使不会做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学会。而体能测试主要是简单的往返跑、杠铃等。

　　四、外方组织面试。

　　五、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国际）统一组织培训学习。地点由山东国际指定，一般培训时间至少一个月以上，主要学习所去国家的语言和一些生活常识等。

　　六、派出。培训合格人员按照山东国际统一安排，办理各项手续，交纳出国费用后，由山东国际派专员送至出境地，同时山东国际还在劳务输出所在国设立了办事机构，既要保障工人的权利，也要协调解决外派人员在外派期间发生的各类事情。

　　5年1000人带回1个亿

　　3月8日，记者在桓台外派办采访时，一名青年男子和自己的妻子正在填“出国研修人员储备信息”。“打算出国打工？”记者表明身份后问道。“是啊，村里有人去过，只用两年时间就富起来了，回来后人人羡慕。”

　　“从2001年到现在算起来有5年了。”3月8日下午，桓台县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高淑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2001年到2006年初5年间共外派劳务人员1000余名，“咱们桓台是建筑之乡，所以外派人员中以建筑业居多。”记者采访中得知，外派人员和外国公司一般签定的合同月薪为人民币4500元，每天工作8小时，加班薪水另算且是正常薪水的1.5倍。

　　在采访中记者拿到了一个存折，上面是一名桓台“建筑研修生”2003年到2004年间的工资，这名研修生2003年9月16日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这是记者截取的这名研修生前5个月的工资凭据：

　　2003年9月16日：1825257韩币

　　2003年10月16日:2659657韩币

　　2003年11月14日:2559596韩币

　　2003年12月16日:1057355韩币

　　2004年1月6日：2100225韩币

　　按照汇率，最保守的估算，这名研修生赴韩的5个月总收入超过1000万韩币，约合7万元左右人民币，平均每个月的收入超过1万元。

　　“这几年，我们先后向很多国家输送了外派劳务人员，虽然所去国家不同，但是总体来说每个月的收入差不多。”高淑贞说。

　　“一个月最保守的收入也在7500元左右”，这是记者在采访几名已经回国的“研修生”时，他们给出的收入答案。按此算来每个人至少签订2年劳务合同（也有的签订3年合同），回国时的总收入就是15万左右，桓台外派办5年时间外派了1000余名劳务人员，所以带回国内的资金保守估计也在1亿元左右。

　　文/本报记者 贵银 王永端 实习生 侯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