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社会”常在我们之外？

　　钱杭

　　人们现在对于“社会竞争”的激烈程度已经感触极深，并视之为当然；甚至在学龄前儿童的教育中也恨不得把应付竞争的所有手段和“做人的诀窍”一股脑儿都灌输给小孩。“不能吃亏”、“不能示弱”、“不做戆大”、“优胜劣汰”之类的经验之谈，慢慢地就积淀成了与追求成功卓越的行为并存的社会价值。

　　然而这真是“社会生活”的本相和本义？人们可能会说，这只是就家庭之外的“大社会”而言；可是家庭之外的学校、机关、工厂通常也不把自己的所在看作是“社会”，比如习惯上称学生毕业离校是“走向社会”，称无职业者是“社会青年”或“社会××人员”，称企业倒闭是把工人“推向社会”等等。就是一些领导干部也时不时地教育党员要抵制“社会上”的陋习，社团组织者也一定会告诫同仁警惕“社会上”的邪气，“社会”显然又在政党和社团之外了。在这种语境下，“社会”成了一块不干不净的污秽之地，可以任意加上各种程度不等的贬词。

　　既然已将“社会”如此外在化，人们对“社会”产生不了“共同体”般的亲切感，不愿意去精心呵护和维护，就是必然的结果。

　　其实，“社会”不是外在于人的一个“物”，社会是存在于我们所有人之间的一种互动共存关系，其目的是追求人类的多赢和共赢。与“竞争”相比，“社会”的关键词应该是“协调”、“依赖”、“自我－他人”、“共处”、“妥协”。《宋史·程颢传》所谓“乡民为社会，为立科条，旌别善恶，使有劝有耻”，说的就是通过确立一套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善恶、荣辱标准，来维护“社会”的必要秩序和共同利益。在这里，为“社会”订立规则的并不是别人，恰恰就是所有“社会”成员。据说日本人就是根据《宋史》的这一记载，把英语的Society翻译成了“社会”。本是日语中的一组汉字，由于寓意深刻，使用得当，终于返归故国，一直沿用到今天。

　　所以，和谐共存才是“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竞争也必以和谐共存为基础；追求和谐并不是俗语所说的“捣浆糊”，而是通过树立典范，区分美丑，认清荣辱，达成共识，使全体社会成员在竞争中不忘守底线、知分寸、有境界；积极推动、协调人际的互动共存，逐步激活、恢复、完善因片面理解和人为歪曲而外在化了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