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生活负担重于十年前”的沉重拷问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有7625人参与的调查显示：一方面，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而另一方面，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而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物价上涨幅度并不大。（3月20日《中国青年报》）

　　收入增加了，负担更重了，有此感觉的人，竟是如此之多。但对于这样的调查结果

　　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的巍然屹立，不能不说是导致公众支出大幅增加的根源所在。“教育改革后的大学收费涨幅10倍于居民收入增长”、“在总体医疗费用中，需要个人支付的比例，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21．2％上升到2003年的55．5％”、“48．9％的居民生病不去医院”、“穷十几年的收入才能买一套房”，这些让人感到压抑的数字，正是许多公众的口袋被掏空的有力论据。而统计数据显示的物价涨幅不大，正如专家所说，是因为没有将“新三座大山”统计进去。

　　这些都可归结到公共品提供不足乃至匮乏上，正因为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或政策出现了偏差，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公共品的提供远远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才出现了“上不起学、看不起病和买不起房”的普遍性公众困窘。公共品提供的匮乏，让公众无法有良好的消费预期，只能通过拼命存款来穷于应付，怎能不让人感觉自己是在负重前行呢？

　　但公共品匮乏远不是问题的全部。根据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的最新报道，2004年，我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此外，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每年消耗的财政费用也达到了3000亿元。天文数字般的9000亿元糜费支出，其中的大多数是本可节省下来的。而且由于监督约束制度的不完善，我们还有大量的财富被一些腐败分子通过贪污受贿等方式所鲸吞。而这些所体现出的，是财富分配的失当问题，即纳税人上缴的血汗钱没有得到恰当的分配和处理。

　　凡此种种，拿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的话说，就是“这些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可是没有分配到创造它的人手中，却分给了不相干的人，人们的工资所得怎么能不减少”。他尖锐地提出：一个社会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存在巨大浪费，其中每个成员的劳动报酬都要受损。由此看来，人们的收入显然是应该增加更多的。如果在社会公共品匮乏之时，人们有更多的收入，那么至少也会让窘迫程度得到一定的缓解。

　　公共品匮乏与财富分配失当，看起来是两个问题，其实两者是紧密相连的。正因为财富分配是失当的，没有完全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没有用在公众最需要的地方，而是被未创造财富的人瓜分、浪费了，才导致公共品无法满足现实需要。而且，公共品匮乏与财富分配失当与监督的缺位都大有关系。

　　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让各级政府都成为服务型的政府，让其在严密的约束下做到公益利益至上；需要完善人大的财政预算监督，要让公众真正能决定政府如何花钱，让所有的财富都得其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