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一线岗位

　　九十年风尘岁月，六十载辛苦耕耘。著名产业经济学家黄德鸿教授接受本报专访－－

　　我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一线岗位

　　面对家国危难，他毅然放弃了去联合国任职的机会；面对名利诱惑，他断然拒绝县长选调。在他眼里，振兴国家经济，解决人民疾苦才是他首先应该做的事。

　　改革开放浪潮中，他站在经济大战的战壕里，挥手拨开了迷幻的经济风云。他眼光锐利，就像胸中藏有千万雄兵。一篇篇分量沉重的论文，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九十年风尘岁月，六十载辛苦耕耘，他的弟子遍及大江南北。然而，他仍坚持不懈战斗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他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一张又一张原始记录装进了挂包，一个又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记进了笔记本。

　　2005年末，当省内教育界和政企知名人士为他祝寿时，他没有陶醉于辉煌的过去，却在为广东经济的未来勾勒着蓝图。

　　我们敬仰黄德鸿老先生，是因为他的思想就像一本厚厚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却像一目见底的清水。

　　【家国】

　　年轻时，一心想要改变社会不合理的地方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出身中医世家？

　　黄德鸿(以下简称黄):不能算中医世家吧。只是我的父亲在广州开了一个药材店，从小在中医的氛围里成长倒是真的。当时有一位在广州小有名气的老中医在那里坐店，我当时对中医也挺有兴趣，所以经常缠着那位老中医，也学了点皮毛。

　　读大学的时候，因为当时医务资源紧缺，医生也比较少，所以同学们有个伤风感冒、肠胃不适的小毛病，就都来找我，在老中医那里学到的那几张药方就派上了用场。

　　记:既然对医学有兴趣，后来怎么没有学医呢？

　　黄:应该是因为年青人报效祖国的热情吧。中学毕业，恰好碰上抗战，我就思考着怎样改造社会，年轻时充满理想，一心想要改变社会不合理的地方，学一些对改变社会更有用的东西。

　　我大学是在中山大学读的，当时学的是社会学。报名的时候对社会学也不是很了解，单纯地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就报了社会学。

　　记:大学毕业后就从事社会学研究？

　　黄:大学毕业后，我通过了高等文官考试，获选到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任职，主要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但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中国真正实行社会保障是非常困难的，加上所学的理论都是舶来品，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所以也只能在理论层面上研究，时常觉得没有用武之地。后来新中国成立，我就又回到学校任教。

　　记:后来又怎么转到工业经济？

　　黄:一部分原因是学校的院系的撤并和调整。我在大学期间师从的卓炯老师，既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经济学比较了解，所以学校很自然安排我进行工业经济的教研工作。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我认为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

　　记:在国民政府任职期间您还获得过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

　　黄:是的，1948年我投考联合国社会福利机构，一百多名应试者中我的排名是第六名。那年年末我接到联合国正式的任命通知时，正是解放战争最关键的时期，也是国内局势最混乱的时期。

　　记:联合国有那么优越的研究条件，而且俸禄优厚，应该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啊。

　　黄:没错，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那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人民获得解放的日子也不远了。打跑了蒋介石，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我不适合当官吧。后来我也放弃了选调县长的机会。

　　【授业】

　　一些学生的成就已经超过了我

　　记:放下功名，您就专心致志地从事教研工作了。

　　黄:是的，我的主要成就在教学育人方面，我的学生就是我的成果。我的很多学术思想都是通过学生来反映的。我出的书不多，但是我的学术观点在我的学生的著述上都有所体现。我的很多学术成果也都是我和学生合作的结晶。

　　记:您的学生都说您对他们要求很严格。

　　黄:我一直认为自己的学问很浅薄，但是我对我的学生要求很高，我经常带我的学生到各地的工厂、企业进行调查，还要他们写读书笔记。

　　记:您觉得研究生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黄:我认为研究生层次的培养不仅要培养学术型人才，还要培养应用型人才。有些人认为研究生是属于高层次的教育范畴，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针对本科生。这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全面。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企事业单位和实际业务问题也日益需要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如果培养出来的都是学术型人才，就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社会的需要是大量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基础。

　　记:您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培养您的学生的？

　　黄:是的，我的学生很多都走上了一线岗位，有的是党政领导，有的成了企业老总，当然也有在高校任教的，可以说应用型的和学术型的都有，但总的来说还是应用型的居多。他们把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为广东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我感到很欣慰。

　　当然，也有一些学生既在一线工作，又从事理论研究。像常务副省长钟阳胜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杨允中，他既是全国人大代表，又是澳门大学教授，他们不但在工作上取得成绩，而且还出了不少书，其中一些对我也有启发。

　　记:您的弟子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黄:像这一些学生，他们的成就都已经超过了我。我经常说一句话:“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鼓励他们多出成绩，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孟子说过的一句话，也是我一生的信条。能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改革】

　　一些项目对广东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记:暨南大学的产业经济学博士点是您一手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博士点建立后的20年，正是广东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20年，你觉得这之间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黄:如果把广东的经济发展归功于我们这个博士点，当然会比较牵强。但是这个点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个点，就培养不出这么多优秀的学生，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了一支精兵强将。它的作用还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理论支持方面，我们针对广东经济的特点做过很多研究，一些项目对广东经济发展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记:例如对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问题的研究？

　　黄:是的，华南经济区域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它既不同于欧盟那样的区域联盟，又不同于一国之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合，既有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个区域现存的经济整合，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我们建议把这个特殊区域称为“南中国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以区别有“共有市场”之嫌的“华南经济圈”等提法。因为港澳台现在仍是以各自独立的经济单元而存在，并且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之下，简单地用“经济圈”或“经济技术合作”来描述南中国沿海地区之间的关系是不妥当的。

　　“经济长龙”的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记:您在暨大的学生承担了广东省工业产业竞争力研究总报告的工作，你对这份总报告有什么看法？

　　黄:这是一份花了功夫、很有分量的研究报告，得到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评价。该报告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工业精神”，很有见地。

　　【养生】

　　看轻名利，不要什么事都那么执着

　　记:您现在的身体状况还不错吧？很少能见到90多岁的老人能像您这么好精神。

　　黄:哈哈，前段时间体检，医生说我的各项生理指标已经达到可以当兵的标准。当然那只是玩笑，不过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比以前好多了。

　　记:您以前的身体状况不佳？

　　黄:以前有胃病。1955年在中南财院工作的时候就因为胃病晕倒过，“文革”的时候被下放到三水干校劳动，又好几次晕倒在水田边。后来我就戒了烟，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就渐渐好起来。

　　记:刚才来的时候看到您在打太极，打得很不错，不过这个套路好像没见过啊。

　　黄:见笑了。那是我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感觉身体哪个部位需要活动，在传统太极拳里挑出一些招式再组合起来，也没什么套路。我太太还把它戏称为“黄氏太极拳”呢。

　　记:有什么保持身体健康的秘诀吗？

　　黄:如果硬要说秘诀，那么应该是心态吧。看轻名利，不要什么事都那么执着。送你两句陆游的诗，“山平水远苍茫外，地阔天开指顾中。”

　　本报记者胡键实习生林明志

　　图:

　　黄德鸿教授。本报记者王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