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期的《廉政周刊》（2003年8月26日）刊登了安徽省阜阳市原市委常委、组织部长韩希鹏写下的题为“我心安理得地收下了钱财”的忏悔文章。韩在6年时间里，总共卖出了23顶官帽子，先后75次收受贿赂人民币90余万元、摄像机一台；此外，对48万余元的家庭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已涉嫌构成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韩在忏悔中总结出他的受贿“四不收”理论，即：一是领导交办的事不收（怕领导事后有意见或追究）；二是两个人送来的不收（以免“出事”后有证人）；三是不愿办、不能办的事不收（想当“正人君
子”）；四是办不好的事不收（怕给自己惹麻烦）。但法网恢恢，最终韩希鹏还是被绳之以法。
由韩希鹏的“四不收”想到了其他贪官曾遵循的“四不收”，他们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共浙江省平阳县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董根顺，在位四年受贿171万元。他说：“我收不收钱是有选择的，不可靠的不收（怕前脚收下，后脚被“捅出去”）；东讲西讲的不收（怕不守口如瓶）；山区太穷的不收（怕送来的钱就是扶贫款）；国家的钱一分也不能动（真是一分也没动吗？）。有的个体户有的是钱，收了没事（属于不要白不要！）。”同样是“四不收”，同样是“常委”加“组织部长”，他们的“原则”却也是相同的，那就是以“四不收”来“保护”自己，把自己装扮成清官；以“四不收”作为“遮丑布”，企图蒙混过关，骗取上至领导下至群众的信任；以“四不收”作为“挡箭牌”，确保收到手中的不义之财都能“安全着陆”。因为动机相同，所以这两个“四不收”者的命运结局是相同的，“待遇”也是相同的——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
董根顺、韩希鹏等人已经成为历史的罪人，但他们的“四不收”理论却必须引起我们的思索和警惕，同时笔者也希望贪官的这些谬论能为广大领导干部，特别是掌管着人事大权，被称为“伯乐”的组织部长们敲响了警钟，但愿后来者都能铭记这警钟的特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