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清
我是一个不懂医不学医的人，但是偶尔也看一看这方面的信息。当我读了11日《新京报》刊登的评论《革除滥用抗生素的陋习不只事关医生》时，还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这样的数字不可谓不吓人：我国7岁以下儿童因为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耳聋的多达30万人，占总体聋哑儿童的比例高达30%至40%.从历史上说，抗生素显著降低了人口特别是
儿童的死亡率，提高了平均期望寿命，对人类健康影响之巨，是任何其他类药物所无法比拟的。既然如此，滥用抗生素已经造成人类的灾难了，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尽快革除之呢。如何革除呢？安徽医科大学教授、流行病学专家祖述宪在他的文章告诉我们：“治理抗生素滥用是社会的系统工程，人人有责，而不只是医院医生的事情”。这一时叫我糊涂起来。是不是“社会的系统工程”我说不上，说“人人有责”，我却不知道我有什么“责”。不怕献丑，我连什么是抗生素都没有闹明白，我怎么可能拿抗生素去让中国的儿童变成聋哑？我有病到医院，都是医生给我开处方打针，完全是任人宰割的份儿，别说是抗生素，医生就是
在吊瓶里加上毒药我又岂奈他何？所以说，临床上滥用抗生素横竖不管我的事，换言之，所谓“人人有责”里的“人人”没有我。当然，还有另外一个渠道，那就是自己到药店买了抗生素，不过，这也不管我的事，你不卖给我，这事不就完了。
罗嗦半天，其实就两层意思：一是我不知道滥用抗生素自己有什么“责”，我也不承担任何“责”；二是经验告诉我什么事情到“全社会”“人人有责”的程度，这事一准没治了。我们连责任都分不清，还谈何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