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仅25岁的胡新宇的死亡，在华为公司引起轩然大波。华为公司新闻发言人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也有相关性。“如果不是长期过度劳累，小胡不会变成这样。”（相关报道详见昨日本报第10版）
25岁，风华正茂的年华，就这样在频繁的加班加点中停止了呼吸，各大媒体对此强烈的关注程度使得我们在扼腕痛惜的同时，不由再次生出了“兔死狐悲”的感慨：但愿下一
个倒下的不是我。大概是感同身受，亚健康、华为、白领、过劳死，这些关键词像一股洪流再次强烈地冲击着我们的眼球，让我们每一个在都市的钢筋水泥中疲于奔命的现代人生出凄然的感伤。某财经媒体报道此事件时，以《天堂里不再有加班》为标题，直指华为的“床垫文化”。“床垫文化”是深圳市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明达对华为超常发展经验的总结。许明达说，公司每个开发人员都有一张床垫，卷放在办公桌的下面。午休时，席地而卧；晚上加班，盈月不回宿舍，就这一张床垫，累了睡，醒了爬起来再干。一张床垫半个家。胡新宇死前，就长时间在实验室的地上依靠一个睡垫打地铺，加班时间最长到次日凌晨2点左右，而第二天依旧早起打卡上班。
“床垫文化”在华为得以弘扬，很大程度源于公司鼓励加班，并把加班作为企业绩效考核的重要部分。国外的企业强迫休息之类，我们就不去攀比了。还是看我们的国情吧，在就业难的现实背景下，加班算好的了，君不见，有好多人根本没有工作，努力了却找不到，想加班也没人让加；即使找到了工作，单位了的“业绩”排名龙虎榜和末位淘汰制又岂容员工有半点松懈？从幼儿园就开始的竞争一直到退休，有几个人敢轻易怠慢？尤其是男人，要结婚，要买房、买车，要养孩子，要养父母，要体面，要做“人上人”……哪个敢松懈？我们将辛辛苦苦上班挣来的钱忙着到银行排队去交住房按揭，然后排队去交每个月的电话费、手机费，去学校给孩子交学费……
累，还是累。前年，爱立信中国总裁杨迈先生猝死；去年末，网易代理CEO———38岁的孙德棣、IBM大中华区政府及公众事业部总经理李清平先生也因工作压力过大而突然去世。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就曾如此慨叹：“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可走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
电影《红舞鞋》中，女主角只要穿上那双红舞鞋就得一刻不停地跳舞，再也停不下来，直到累死为止。现代社会的所谓“成就感”其实就是我们的“红舞鞋”，一旦穿上，就要搏命，就要把自己当牲口用，再也脱不下来。为了保住一份工作，很多人只能选择忍气吞声。一个让所有人都气喘吁吁的社会，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我们什么时候能不再这么疲惫？难道我们必须在效益的增加和个人的生命健康之间做出选择？不穿“红舞鞋”意味着选择平淡与平庸对吗？我们可不可以不穿那双诱人的“红舞鞋”？加班文化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