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小莹
我在上幼儿园的时候记得要路过海宁路，一家帆布厂飘出来的味道，和白色的热乎乎的蒸汽，像蒸饭的味道；幼儿园的阿姨分饭的时候要系上饭单，因为饭与饭单的关系，使我感觉，饭与帆布，也似乎有了联系。后来我发现，所有发“FAN”的音，会与“饭”有关。“犯”错误，到家里便会被大人骂“夜饭不许吃”；看一本连环画正扎劲的辰光，被喊着要
吃饭了，会觉得“烦”；姓“范”的人，大多胃口好，比如后来有个叫“范志毅”的男人，踢足球的，饭量肯定是大的；那时还有叫“范文同”的，是越南总理，一个经常在广播里听熟的名字，听上去也让人产生关于“饭”的联想。我的诸如此类的种种联想，没什么褒贬之意，都是一些孩童式的胡思乱想，与孩童有限的经历与视野有关。
那时候我开始认字了。我对汉字的形象化理解，几乎都类似于这样的“饭”、“饭单”、“帆布”、“饭桶”、“犯错误”、“烦”的种种联想。比如“瓜”，发音的时候，嘴形是一个咧嘴啃西瓜的样子，似乎还有口水和汁水从嘴边淌下来；“哭”的音调和发音的表情，已经是一副哭相了；“笑”字，你盯着看，就像是个笑嘻嘻的面孔；报纸上和广播里经常会读到和听到一个叫阮友寿的人，是“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主席”，中国人民的朋友，所以有个“友”字；“友谊”的“谊”，总归和粘乎乎粘在一起，腻滋疙瘩，比如“鲜血凝成的友谊”，感觉爱不释手；“骨干”，便与骨头有关，干巴巴地撑着，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被老师封为班级“骨干”，我便开始消瘦下去，像骨干了；同样是“骨干”的，还有潜伏特务，发展特务组织，那些精瘦的，便是“骨干”；我的脸上泛着一些白色的斑痕，我无端会将这个“斑”与“班级”联系起来，因为班级里的男孩大多脸上都会有斑痕；也喜欢啃指甲，经常叫肚子疼，人说我们的肚子里有蛔虫，我是承认的，我到现在都觉得，蛔虫都是生长在60年代的男孩肚子里的，今天可能已经绝种，所以现在的男孩便没了“宝塔糖”可吃；吃“宝塔糖”可以解馋，但比较麻烦的是，过后我们要注意自己的大便，蛔虫是从便中排出的。这使我们在大便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忐忑。早春的时候，我们每天在学校里还要滴一种黄绿色的药水，从鼻子里滴进去，从鼻腔流到喉咙口，是水果的味道，那是预防脑膜炎的，“点滴”的词儿便是这样来的，三点水、四点水，一滴一滴，形状便是笔划里的“点”，水滴落下来的时候，会形成流线型，是在空中减小阻力的形状，“点点滴滴”的词儿便很具象，到处在滴滴答答；后来，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有句台词：“点点滴滴在心头”，我便会联想到滴鼻头的黄绿色药水和水果香味。
这是我和城市以及它的细部生活的生死攸关的初恋。我的最初的语文学习里充满了生活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