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跟着你有“肉”吃

　　当陈凯歌夫妇在碧沽天池修筑海棠精舍，当地政府和村民想到的不是环境被破坏，而是开发旅游的金字招牌和由此带来的巨大商机

　　《无极》，跟着你有“肉”吃

　　编者按

　　詹姆斯·希尔顿写《消失的地平线》时没有想到，他小说中虚构的世外桃源日后竟会成为中国云南省的一个县名，而这个县凭此招来了滚滚财源；陈凯歌夫妇选择碧沽天池拍摄《无极》时也没有想到，这部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大片竟然引来没完没了的恶评，最后还让他背负了一个破坏环境的罪名；众多批评陈凯歌夫妇的人更没想到，当《无极》剧组怀着冲刺奥斯卡的野心在“人间仙境”大兴土木的时候，他们遇上的是当地政府和村民开发旅游的高涨热情。大片《无极》意味着影响无极，商机无极，采矿、建水电站都可以，拍电影又何妨？香格里拉离不开人间烟火，西部山区村民增加收入和GDP的愿望比东部大都市里的小资更加迫切。然而，正如拍商业电影不能粗制滥造一样，发展地方经济更不能竭泽而渔。“在无极的世界里，只要你一个小小的承诺，你就可以吃天下最美的食物，穿天下最漂亮的衣服，得到天下最强男人的宠幸！”影片中满神阿姨对小女孩如是说。真有如此好事吗？

　　采写:本报记者袁小兵实习生刘江浩

　　5月16日，国家环保总局通报《无极》剧组破坏云南香格里拉县碧沽天池的调查情况，并责令云南省环保局对剧组进行处罚。半个多月过去了，这个罚单至今尚未派出。

　　云南省迪庆州环保局副局长阿青玛告诉记者，省环保局已责令州环保局对剧组作出处罚，州环保局正和香格里拉县环保局商讨处罚事宜，不久就会给个明确说法。此前曾有消息说，处罚将由云南省环保局牵头与省林业局、建设厅一同作出。

　　云南方面对《无极》剧组的处罚显得格外谨慎。云南省三江并流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马苏红说，《无极》剧组是一个临时的部门，不是独立法人，现在这个部门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还不能确定明确的处罚对象。阿青玛则说，不知道上哪儿去找《无极》剧组。

　　无极事件正在淡出公众视线。然而，香格里拉面对的威胁并不会因剧组的解散而消失，而且这一威胁更多地不是来自外来某个剧组，它就潜伏在当地，植根于现代人对财富难以遏止的冲动。

　　“帮凶”

　　为赚取轻易得到的工钱，村民把锄头抡向了自己的圣湖

　　当《无极》剧组带着推土机和几十辆满载着票房野心的越野车开进碧沽天池的时候，这里的联合村委会主任格玛想的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

　　2004年5月，19岁的村民廖诚俊也这样想。他的父亲早在1997年就被县旅游局委托管理碧沽天池，还用5万元注册承包开发这个景点，但一直没有吸引更多资金进来。现在，这个同样怀有野心的小伙子看到了希望，所以当目睹天池畔大片的杜鹃花海和草甸被铲掉并铺上沙石，他并没有上前拦阻。剧组告诉他，拍电影需要开路运送大批物资，拍完后剧组会恢复原状。更关键的是，“他们有政府支持”。

　　在格玛的号召下，全村300多壮劳力组成3个小组，帮助剧组修路和挑运东西，每人每天的报酬是30元。6月，陈凯歌夫妇率领大批人马进驻后，几乎每天都有围观的村民。他们心情复杂地看着这些外来者到他们心中的圣湖——大声吆喝，焊接钢架，把100多根钢管打进天池，留下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

　　村民中还有人抡起锄头，把一簇簇正开着花的杜鹃灌丛刨开，为了固定剧组的庞大摄像机，也为了赚取轻易得到的工钱。

　　“那锄头一下下就像砍在我的心上。”和剧组来往密切的当地人扎西(化名)说:“为了一点点钱，他们居然把锄头抡向了自己的圣湖。”

　　对神山圣湖的崇拜信仰，是藏区独特的一种文化积淀。藏民认为，在圣湖旁大声说话、往湖里扔脏东西，都会惊动神灵，继而风刮雨下，更不敢说动这里的一草一木了。受这种虔诚的宗教影响，神山圣湖的环境得到了比行政管束更有效的保护，但在种种利益和急切开发心理的驱使下，这些地方也在遭受侵蚀。

　　在扎西眼里，剧组的破坏不仅损害、扭曲了藏民对圣湖的传统感情，更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冲击着当地的传统文化价值标准。

　　“那海棠精舍真好看，像乌龟。”格玛在为《无极》剧组匆忙撤离连连抱憾，“他们说拍完了就把这个建筑留下来送给我们，那时我真高兴，因为可以开发啊！”

　　虽然《无极》总制片人陈红在她的日记《一望无极》里写到，投资商早已决定拍摄完毕就把海棠精舍拆除，但迪庆州政府从一开始就觉得，等碧沽天池靠《无极》电影扬名后，这个房子可以作为碧沽天池吸引游客的金字招牌。

　　显然，他们都认为在花海与绿水环绕中矗立着这么庞大的钢筋水泥建筑，要比碧沽天池的原生态景观更漂亮。这与外界批评海棠精舍“像个突兀怪物”割裂天然美景的一边倒声音形成了巨大反差。

　　联合村有3000多人，牦牛、松茸和做小工是村民主要收入来源，生活水平在小中甸镇居中下游。作为村委会主任，格玛一直渴望有大老板来开发当地两个圣湖，带动村经济发展，“不让砍树了，只能靠旅游”。先后也有几个外地老板来看过，得出的结论是圣湖虽美，道路却太差难以开发，空让格玛欢喜几场。

　　而对当地政府官员来说，能请来《无极》这样的大片前来拍摄，是他们响应云南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旅游大省”、“影视拍摄基地”等系列宏大计划的一个大动作。“迪庆是云南最佳的天然摄影棚、影视拍摄的金矿，拍片耗资1元，可带来数倍的相关消费，还可带来一笔不菲的旅游收入。”迪庆州广播电视局副局长王崇民说。

　　处级官员“押运”犏牛

　　迪庆方面一直在筹划以千湖山(碧沽天池是其中一部分)为中心引资打造香格里拉影视拍摄基地，总投资3500万元，集影视拍摄、观光休闲度假、体验原生态自然和民族文化为一体，每年争取拍4部以上电视连续剧和1部电影大片。

　　所以当陈凯歌看中了碧沽天池的一池秀水和满山杜鹃时，迪庆官员似乎也从他身上欣然看到这个计划的美妙前景。他们请陈凯歌夫妇和明星大腕入住4星级酒店，用政府的高级越野车迎来送往，花15万元把通往天池的林区公路加固。而为了把100头犏牛送往500公里外的元谋土林影视基地，迪庆专门派出一名处级官员“押运”，还挑选17名当地牧民前去照料。“陈凯歌匆忙撤走后，州领导最大的担心是他不会再来了，而不是天池垃圾怎么收拾的问题。”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官员说。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碧沽天池被污染了，再不会有老板来这投资开发了。”廖诚俊很沮丧。他是个超级影迷，非常喜欢陈凯歌导演的《霸王别姬》，但现在，陈凯歌的形象在他心中已轰然倒塌。

　　“无极事件是个教训。”王崇民说，“以后进行影视拍摄再也不能这样了，生态一破坏，等于是捡到芝麻丢了西瓜，这个代价谁也承担不起。”

　　城殇

　　铺面租金涨了近10倍，颓败的古城复活了，还是正在死去

　　古城突然停电。回到古城短住的四川人小高穿行在石板路巷子里，去看一个开客栈的朋友。黑夜屏蔽了一切:卖银饰的商铺、凌乱的施工现场和崭新的仿古建筑，同时也复活了小高对独克宗古城往日的记忆。沉默的他突然兴奋起来:“每晚停停电就好了。”在藏语中，独克宗的意思是“月光城”。

　　古城坐落在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府香格里拉县城的南部，一度是香格里拉县前身中甸县的县城，随着县政府外迁和州政府的建制，大批居民和商铺往新城汇集，留下近乎一座空城。在2000年的时候，当地官员断言:“古城死了！”

　　但几乎也是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背包客和摄影发烧友踯躅在古城街巷。古城的破败、古朴、沧桑和宁静把这些城里人感动得一塌糊涂，而1300多年历史的厚重，滇藏茶马古道上咽喉重镇的辉煌，中国最大、保存最好古藏民居群的气势，亦逐渐被地方政府认识到其开发价值。2002年底，独克宗古城管理委员会成立。当时，迪庆州州长齐扎拉认为，古城面临的空心化危险是古城走向衰败的前兆，所以古城的保护关键在人，原住居民应保持在60％以上，才能保存一个鲜活的古城，才能保留本土文化。

　　8000万元开始打入古城，用来修路、供排水管道、三电等基础设施。贫困户开始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四方街上开始响起欢乐的舞曲，每天晚上，在州歌舞团舞蹈演员的带领下，当地人跳起了改编而成的普及型广场规范舞。

　　一些来了就不想走的外地人，于颓垣断木间筑起了一个个酒吧、客栈。在大理古城和丽江古城占据天下的鹤庆银饰商，则被迪庆官员盛情邀请来，呼啦拉开起了几十家商铺。仿佛一夜之间，黄金地段的铺面租金上涨了近10倍。

　　“古城复活了！”许多当地人对此深信不疑，并满怀憧憬。“我不喜欢现在的古城。”说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独克宗古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扎西旺堆。2003年，他开始执笔起草古城保护管理的办法和实施细则，细到连房屋油漆的调兑都必须经过管委会的认可。那时，一些文化大腕的身影频频出没古城，他们对地方主要官员进行了成功游说。“我们想把这里打造成世界级的非常古朴的高原小城，一个文化界名人聚居的宁静、永恒所在。但现在，我看到的只是浮华、庸俗，这不是藏民族应有的。”扎西旺堆说。

　　这个壮实黝黑的藏族汉子，批评自己的族人在强大的商品经济面前，丢失和破坏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就像我们藏族人脸是黑的、心却是干净的，古城居民穿衣、盖房都很低调、朴实，木头上很少有雕刻，但现在新起的房子雕刻成风，反而失去了民族风格和古城原味。”

　　迪庆州文物管理所所长李钢更是痛心疾首。这些其他藏区少见的藏汉结合式碉式板屋和蛮楼建筑，虽结构拙朴，却是这个曾经的茶马古道重镇多民族交融生活的表征。在李钢看来，就连房柱上残留的粗糙斧痕，也有其文化上的精细。但为了做商铺，很多居民毫不犹豫推倒他们的房子，他们觉得这样才跟上了开发的热潮。对此，政府不得不把其中49座老屋列为重点保护民居。

　　“古城的特点就是古朴沧桑。”扎西旺堆说。但有一天，他带领地方一些官员参观，指着一堵残败的土墙说“这就是古城”时，大家哗然。

　　扎西旺堆说，古城尚未开发时，他就向州县领导提议，千万别学丽江古城的商业化模式，也不宜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搞，但后来这些理念慢慢没了，不该拆的房子拆了，不该安装的铝合金门窗装了，本应控制的商铺、酒吧泛滥了，至于油漆调兑——管委会希望刷成古旧色的效果，更是管不住了。为了拓建月亮广场，古城内唯一的国家级文物藏公堂的围墙差点被推倒。

　　“在席卷各地的雷同性、世俗化旅游经济冲击下，古城居民对自身的民俗文化明显信心不足，克隆起千篇一律的外来模式。而政府急功近利，一些很好的理念也在逐渐迷失。”一名来自广州的古城客栈老板对此表示担忧。

　　扎西旺堆承认，很难在古城保护与开发之间找到平衡点。李钢说，古城开发中虽有专家学者来论证，但实际看来多为“装点门面”。

　　生命之水枯竭

　　古城龟山下曾有一眼井，泉水从山脚石缝中汩汩流淌注入井中，它是古城人的生命之水，孩子出生和老人去世，都需舀碗井水洗身。大年三十后半夜，第一声公鸡打鸣后，每户人家派出一人前去背水，这叫“抢头水”，寄托着对来年的幸福憧憬。

　　后来为了配合古城开发，政府在井口四周铺上了水泥，砌起了围栏。不知为何，泉水开始干枯，惊动四野。再后来，政府又斥巨资建了一个三层梯级水池，把钻井打到地下661米深让水重新流淌起来。但是这不再是原来自然流动的水了，也没人知道这样流下去还能持续多久。

　　“这眼井曾是古城的灵魂啊！”从小在古城生活的李钢叹息道。他认为，水井的生死变故，使古城人的民俗文化和水土地域情感产生了流变，这让他非常伤心。

　　“4年前，我相信这就是古城，但现在我不敢这么说了。”出门总挂着相机的扎西每次走进古城，都要逼迫自己思考同一个问题:“大众式旅游到底拯救了古城，还是毁灭了古城？”

　　他怀念以前的古城:姑娘唱着歌到水井里背水，商人牵着马落下阵阵铃声，吃饱了的牦牛挺着瓜肚悠然回家。

　　李钢则希望当年穿城而过的茶马古道上还能保留些历史遗风，如马店、手工作坊、客栈，而不全然是现在的银饰店、酒吧和餐厅。扎西旺堆想的是，让游客喝古城自己酿的酒，看古城特有的戏剧歌舞，戴古城传统手工作坊打造的饰品。但现实都让他失望了。

　　失望的还有牛棚酒吧的老板和对牛棚酒吧寄予梦想的一批文人、学者和官员。这个利用藏民居一楼的牛棚改造而成的酒吧，江湖地位极高，被认为是“世界关注香格里拉的一个坐标”、“古城最生动的代言”，“点明了古城改造的一个重要方向”。但在2005年冬，外籍老板夫妇黯然离去。有人说是因为房东不断毁约提高租金迫其负气出走，有人猜测是他们不忍看到古城正土崩瓦解而率先逃离——不管怎样，在他们心里古城已经死了。

　　“但50年后，这座浮华之城还不是一座古城？”扎西旺堆苦笑着说。

　　净土

　　如今，要寻找心中的香格里拉，游客必须离开公路深入乡村

　　四川女孩王雨乔走进香格里拉县城北郊一栋高大宽敞的藏民居，才发现这里并没有自己想像中的藏族家庭生活情景——那里应该有个火塘，一家人围着吃糌粑、喝青稞酒。除了身穿鲜艳藏服的4个藏族姑娘和4个小伙子外，全是像她这样被旅行社导游带来的游客。

　　当身材挺拔的藏族男子尼玛走到房屋中央，开始用麦克风和大音箱带着游客拍手跺脚大喊“扎西得勒”，当藏族姑娘、小伙子们跳起整齐欢快的舞蹈，王雨乔丢掉了这个遗憾，加入到一百多名游客的群体狂欢中。他们喝着青稞酒、酥油茶，啃着烤牛羊肉，穿梭不停地给唱歌的人献哈达，并举着胜利者的手势合影。听到尼玛把“喝酒喝酒多喝酒”的藏音故意说成“冲水冲水、去厕所冲水”，他们一齐爆笑。

　　这是当地着力推介的藏民家访点，更是一个藏民俗风情的表演舞台。它与内地大都市的夜总会异曲同工，说一口流利汉语的尼玛很懂得用谐音之趣和男女之事把这些顾客逗得哈哈大笑。这个时候，再没有人会关心藏民家庭究竟是怎样生活和劳作的了。

　　进入旅游季节后，每天晚上，狂欢都在香格里拉县城的29家藏民家访点上演。2005年，这里接待了20万游客，总收入1200万元。

　　以捍卫藏文化为己任的李钢看到的是狂欢下的隐忧。他指责所谓的家访商业味太浓，没有把真正的藏民俗文化内涵展现出来，而是迎合了快餐式的大众旅游心理。

　　加奶粉的酥油茶

　　曾在一家藏民家访点打工的鲁茸卓玛说，藏人打酥油茶有一套严格的工序，但面对大量游客，一些家访点便用电壶冲茶以节省时间，游客喝不惯纯正的酥油茶，便在酥油中加入奶粉；家访点的伴乐舞蹈也和她农村老家边跳边唱的藏舞不太一样，服装一定要艳，节奏一定要快，要让游客觉得好看。

　　实际上，这些家访点都是和主人的家庭生活完全分离的，被主持人称作弟弟、妹妹的跳舞者也多是在当地招聘而来。扎西说，如有朋友想了解原生态的藏家民俗生活，他不会带他到家访点来。

　　鲁茸卓玛在家访点跳了7天舞就离开了。她说她不喜欢堆着笑脸和游客照相，那样感觉自己像是个道具。为了活跃气氛，主持人怂恿游客把地板跺开，这样可以得到一头牦牛作为礼物，个别游客就用买来的藏刀把地板划破，而一些人喝酒后的纠缠更让她无法忍受。

　　但正是鲁茸卓玛不喜欢的这些大众游客担当了推动中国区域旅游经济的主力。2001年12月，中甸改名香格里拉时，旅游业就早已成为这个偏远地区的第一支柱产业。去年来迪庆旅游的人次是264万，其中团体游客100万。

　　由于昆明－大理－丽江路线的多年经营，旅行社操纵的团体大多把迪庆作为尾站，加上这里的景区分散、道路难行，团体游客人数虽每年速增，但实际停留在迪庆的时间只有1.34天。王雨乔参团一路从昆明、大理、丽江玩过来，在迪庆只住了1晚，匆匆看了城郊的两个景点。

　　迪庆卡瓦格博国际旅行社行政总监七林卓玛说:“做导游时很多游客向她抱怨:这就是香格里拉吗？我告诉他们，走大众常规路线，1.34天里我实在没有能力说清楚。”

　　香格里拉本是一个英国小说家杜撰出来的地名，但被策划落户在迪庆后，许多人宁愿相信这里就是自己心中的香格里拉。然而，被商品经济洗礼后的景区并不能满足所有游客的心愿。

　　“藏区不适合大众旅游”

　　韩勇在深圳证券业打拼10年后突感疲倦，辞职来到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和公路沿线的景点却更让他感到憋闷，直到有一天，他气喘吁吁花了4小时，走进了梅里雪山下的雨崩村。在这个没有公路、没有手机信号、没有导游扩音器的藏族小村里，他找到了自己的香格里拉。但当村民告诉他，这里也将要通公路搞开发了。他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做过多年导游的七林卓玛说，原先，牧民给游客牵马不问报酬，觉得这是在行善，她也很喜欢坐在牛棚里和当地人畅快地聊天，“但现在去景区不会再有这种感觉了”。她觉得，真正的香格里拉应该在徒步路线里，在深入藏民的生活风情和对这里生态的兴趣学习里，这不是大众游客能做到的。

　　迪庆康巴商道探险旅行社总经理益西旺堆的理念更直白:“藏区不适合大众旅游。”

　　益西旺堆的父母曾是中甸的茶马商人，走到尼泊尔后就定居下来。1990年代，具尼籍身份的他开始进入中国藏区做探险导游，后来还去北京和美国先后学习普通话和文化人类学。2003年，他和藏区朋友创办了这家旅行社。

　　“我们不需要景点，要的就是没加工的原生态的藏区。”益西旺堆说。3年来，他和他的藏族导游带领1000多游客进入到不是景区的乡村，他们靠连续徒步和与藏民生活在一起，来寻找心中的香格里拉。“他们不仅觉得沿途的风景美，沿途的文化和生态更让他们着迷。”

　　这些游客全是外国人，每人在迪庆停留时间平均为12.5天。他们在公路难以通行的乡村，欣赏这里地道的藏族锅庄，参观藏式民居，品尝藏式火锅，还建立了一些文化基地，教村民们学习环保知识、保存本民族文化传统，一些有潜质的村民则在他们资助下进入城市学习专业技能。

　　“我们致力于让旅游成为游客与旅游地人们进行有意义交流的平台，让游客可以充分领略到藏区的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并让当地人民了解新思想，而且这种旅游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最小。”益西旺堆说。

　　迪庆植物学家方震东认为，一个人到一个地方，至少要看三种东西，一是风光，二是风情，三是生态，中国的游客过分重视了前两者，而对生态或者说自然本底的知识，体验得太少。光明日报科技部记者冯永锋对此评述说:“这可能才是迪庆州旅游或者说中国旅游业的真正瓶颈所在。游客们不愿意花费时间和脑力在旅游中学习知识。他们只想放松。而放松的唯一方法，就是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想。而到迪庆州旅游，却最需要游客有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所以到过迪庆的人，都会发现能长呆的游客大多是外国人。2005年，迪庆的海外游客是20万人次，比旅游业更为发达的丽江还多2.5万。

　　在迪庆，有4家主推徒步旅游的旅行社，每年接待游客虽只不到1万人，却得到了迪庆州旅游局局长阿哇的高度推崇。他说迪庆需要更多这样中高档的游客:消费力强，环保意识浓，懂得香格里拉文化，更给当地带来帮助——“暂时看不出效果，但5年、10年后就能看出巨大变化”。

　　作为旅游局局长，阿哇对旅游给迪庆带来的经济发展感同身受，但急遽涌入的大众游客带来的生态破坏和大众旅游方式对淳朴民风的冲击，也让这个藏族汉子忧心忡忡。他希望能把来迪庆的中高档游客从目前的不到10％提升到30％以上。而对一些一哄而上、开发粗糙的景区，他的态度是“能停则停、能关则关”。

　　从去年起，迪庆提出，旅游产品要由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型转变，旅游产业由数量型向数量效益并重型转变。

　　七林卓玛告诉她的团体游客:“香格里拉不只是用眼睛看的，更是用心去感受的。”但她也知道这很难。所以她说如果她来做旅行社，她会像益西旺堆那样做徒步和生态旅游，“这可能凭的是一种对藏区、对香格里拉的感情”。

　　拯救

　　迪庆正着力倡导水电和矿业开发，这让许多人忧心忡忡

　　迪庆州委宣传部副部长杨建水走在大街上，手指夹的烟头忽然掉了，他赶紧俯身捡起，放进路旁的垃圾箱里。

　　“香格里拉县城远比我想像中现代、干净，街上几乎看不到垃圾，而且还禁止使用塑料袋，这在北京也做不到啊。”北京游客小苏对此很是吃惊。

　　除此之外，一些景区开始铺设栈道，启用电动环保车，为的是不让游人踩踏草甸；虎跳峡附近有污染的工厂全部关停；老百姓造房如需木材要办手续砍伐，而且每砍一棵树，就要补种15棵。

　　当住在同一客栈的驴友说，他们刚从梅里雪山回来，沿途都可听见打炮开矿的声音，造成公路塌方和泥石流，小苏更吃惊了:“这也是香格里拉吗？”

　　很多游客并不知道，旅游、生物、水电、矿业是迪庆的四大支柱产业。

　　迪庆处在三江并流区域的核心区，全州水能蕴藏量达1653.6万千瓦，占全省的15％，其中支流蕴藏量280万千瓦，人均拥有水资源量为全省之冠。为此，迪庆提出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云南省“西电东送、云电外送”，全面实施“三江”开发水电的重大历史机遇，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建设成中国藏区最大的水电基地。

　　迪庆也是全国十大矿产资源富集区之一，共计发现铜、钨、钼、铅锌等矿种30多种、矿床矿点300多处，矿产储量潜在价值高达2400亿元，有望成为21世纪中国西部有色金属及贵金属基地。当地官员正计划走“矿电结合”的产业路子，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大的铜业基地。

　　水电、矿业这样的产业怎能出现在香格里拉？

　　2001年12月中甸更名为香格里拉时，有人预言，这等于给了迪庆500亿元的无形资产。但实际上，这顶金光闪闪帽子也是道紧箍咒。杨建水承认，香格里拉这个品牌很烫手，又处在三江并流世界遗产地的核心，全世界都盯着这里，“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很明显”。

　　但杨建水说，迪庆的工业都是无烟工业，而且政府反对小水电，矿业也多集中在工业园区由大企业在环保的前提下开采，如果在景区发现蕴藏丰富的矿藏宁可放弃开采。阿哇也说，在占全州面积21.8％的景区之外，才能进行水电和矿产的开发。

　　“应该说，这两大支柱产业和旅游、生物两大产业之间并不冲突。”杨建水说。

　　“跨越式发展”

　　旅游业作为迪庆的龙头产业，使当地的交通得到极大改善，进而带动矿藏开采。进入“十五”期间，矿业开始取代畜牧业跻身迪庆四大支柱产业。此前，迪庆州提出“把迪庆建成全国最好的藏区”，“把香格里拉建成全国藏区第一强县”，“跨越式发展”开始频频出现在领导的讲话和相关文件里。

　　迪庆显然不满足于只靠旅游业进账——尽管10年来，迪庆的旅游人数年均增长60％，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55％，去年更是斩获15个亿，对财政贡献率达到34％。

　　旅游业对地方经济的拉动也是不均衡的。在碧塔海、梅里雪山、纳帕海等主要景区，每户农民每年旅游收入有近3万元，但在远离景区的维西县一些生态恶劣、道路难行的村庄，还有不少人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只能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了。”杨建水说。

　　迪庆州平均海拔3380米，每平方公里14人，人均耕地0.11亩，下属3个县至今还是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

　　这些都促使这个以“生态立州、文化兴州、产业强州”、以绿色环保形象示人，在外界许多人心中原始森林密布、几乎与世隔绝的高原藏区，有充足的理由全方位开发资源。正如一名官员指责说:“你们游客在城里吃好穿好，坐飞机来去，却要我们保持原来的贫困不变，还说这就是香格里拉，这不是很荒谬吗？”

　　这种理直气壮的类似声音，在内地很多山清水秀的贫困地区都可以听到。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态势，区域竞争的加剧，GDP增量对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偏重，生态保护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很难让这些地方的官员保持心平气和。

　　虎跳峡水电站每有开工的消息传出，都要让世界上许多环保主义者揪一次心，而几乎每年全国人代会上，云南代表都要为此据理力争，成为一个地方利益与全局利益抗争的鲜明个案。

　　“贫穷不是匆忙发展、胡乱发展的理由。”冯永锋对迪庆开发矿藏的做法提出了尖利批评。他称之为“资源倒卖”，“即使外商在当地以最健康的方法进行了投资，所得收益也将大部分外流”，并“以付出高额的环境伤害成本和污染成本为代价”。

　　对此，他表示了极大愤怒:难道旅游业的发展还不足于提醒当地人:这才是来钱最正当的方式，这才是最好的“生态补偿”方式，这才是既保住山水又保持社区稳定性的可持续发展方式，这才是跨越式发展的方式？

　　“从文化上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云南’；从生态上说，许多人还以为云南仍旧原封未动。可实际上，云南早已是带着重伤前行。”冯永锋在他的著述扉页上这样写道。他给这本书起了一个不让某些官员喜欢的名字:《拯救云南》。

　　图：

　　制图/赖敏良

　　如果《无极》真的夺得奥斯卡，还有那么多人关心碧沽天池的环境吗？海棠精舍是否真的会成一块金字招牌？

　　CFP供图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