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定义务降格为行政义务的尴尬

　　独家视角

　　廖德凯

　　近日，福建省泉州市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土资源局等12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职能部门在法院查封、扣押、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时，应尽量提供方便、快捷的服

　　法院的生效判决执行难的问题，一直都是我国司法的一大挑战，如果有创新性的做法破解难题，当然是一件好事，不过，对法院生效判决进行协助执行，是法律明确规定的相关部门的义务。比如在民事诉讼法中就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决定冻结、划拨存款，应当作出裁定，并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必须办理。”

　　法定义务是一切义务形式中的最高层级，也是最有权威性的义务要求。其它的一些义务要求，在社会迫切需要固定化、权威化的时候，都会寻求义务的法定化。然而，近年来，将法定义务“降格”为行政义务的通知、要求、决定却屡见不鲜，呈现出法定义务行政化的趋势。那么，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常的现象呢？

　　原因很多，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法定义务得不到真正的履行。从司法实践中来看，正是一些“强势”社会、经济事务管理部门在法院生效判决的执行中充当了阻碍角色，使得执行成为司法程序中的瓶颈，影响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而用通知、决定等行政措施将法定义务行政化，看起来是将义务的形式和规格降低了，权威性也小了，但却更有效果，更能让义务落到实处。这是因为，行政化的义务有着严密的考核体系，通知的落实与否，会给相关单位的考核成绩带来直接的影响，自然也就影响到了单位负责人；而法定义务在相关部门的未被履行，并不会受到严厉的处罚，法律对部门违法处理的柔弱，不足以影响到部门的根本利益。

　　在这种情形下，行政义务显然比法定义务更易得到履行。在某一方面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隐患之时，在最终目的一致的情况下，将法定义务行政化就成了“务实”之举。但是，当大量的法定义务都需要进行“降格”，以行政义务方式进行履行的时候，法律也就失去了权威，失去了社会最高准则的地位。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于法治社会来说，也许会成为一个致命的打击。因此，法定义务“降格”，是法律的尴尬，更是社会不可不慎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