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代”概念何以登上媒体版面

　　亦菲

　　5月17日，工作人员在介绍入选此次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准备在春季拍卖会的《毛泽东像》，其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悬挂于天安门城楼的毛泽东像之母本。但最后，该作品

　　《我们要告诉孩子们一个怎样的“毛时代”》是近日多家媒体刊出的一篇时评。这篇时评“标新立异”之处在于标上了“毛时代”概念。（见《国际在线》2006年6月15日）

　　从时评内容分析，作者对一定的历史时期提出某些见解，要求不要对小学生教育出现误导，要求培养一批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新人，而不是一批“敢闯敢做”的“革命小将”可见其用心良苦。从百家争鸣角度看，这篇时评似乎也有可供人们参考之处。但是，标上“毛时代”的概念，笔者认为有欠妥之嫌。

　　“毛时代”概念是一个什么概念？假若以毛泽东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那时起至他在1976年9月9日逝世时止的27年来计算，这27年中既有着成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中国人民扬眉吐气那是举世公认的辉煌实践，也有着从1957年起开展反右斗争扩大化，开展“三面红旗”运动、搞“四清”那样左倾思想逐步显现乃至逐渐影响全局的问题，更有着“文革”那样一场破坏生产力发展的惨痛教训。对这27年的是与非，1981年邓小平、陈云、胡耀邦主导下经过4000人讨论并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有了统一的科学的表述。

　　邓小平曾说，“总的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总之，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好的”。又说，“文化大革命前10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294—302页）而对十年“文革”，《决议》提出了“全局性的错误”的论断。对造成全局性错误的十年“文革”，邓小平说，“不仅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中央别的同志也要承担点责任”。又说，“文革期间也有健康方面”，“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等等（见《邓小平文选》第二卷303—305页）。

　　笔者大幅援引《邓小平文选》的内容，是想说明，要尊重历史，用实事求是、科学历史的态度评价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那27年，而不是像某时评作者所描述的“政治挂帅、以言治罪、血统优劣、高喊口号、无情批斗、僵化制”那样的漆黑一团。只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才能对历史作出科学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断；而离开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会陷于唯心主义，人民群众也会产生思想混乱。因此，给在毛泽东领导下的27年套上一个贬味明显的“毛时代”概念，就有与历史事实不相符，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愿相悖的问题。

　　翻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发出的重要文件，也从未有“毛时代”这样的政治概念。这说明，对毛主席领导下的27年，后来历任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都坚持认真严肃的评价态度。“毛时代”概念在一些媒体冒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国外某些不怀好意的人们及一些不负责任的媒体，为达到诋毁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诋毁共产党领导的目的，屡屡抛出了这带有明显贬义的概念。对于这方面的敌意，我们不能不抱着应有的警惕。其次是某些时评作者的浮躁轻率。时下总见到这样的现象，一些人对某些问题喜欢“标新立异”。诚然，从“自主创新”的角度分析，“标新立异”有其积极意义，也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一些人标的“新”是与科学要求历史事实背道而驰的胡言，所立的“异”更像是与人民群众心愿格格不入的乱举。假若用这种浮躁去教育青少年，其误导可想而知。而更令人深思的是，“毛时代”这一政治概念在某媒体出笼后，多家媒体竟相原封不动转载，一些媒体的政治把关意识之松懈也可见一斑。

　　应该说，国家要创新，民族要创新，政策观念乃至媒体也要创新。但创新并不等于脱离实际，不等于脱离中国国情。否则，这样的创新非但毫无意义，还会引来思想上的混乱。因此，当着“毛时代”概念在某些媒体冒出之际，笔者写下这点感想，作为一家之言，供读者们参考。

　　不同观点：我们要告诉孩子们一个怎样的“毛时代”？

　　唱《儿童团之歌》、握红缨枪站岗、开批判大会、背《毛主席语录》、学“老三篇”、帖红色标语……这一切仿佛让你置身早已消失多年的“毛时代”。这并非梦境，也不是电影蒙太奇，而是郑州市二七区某学校的现实场景。据该校校长说，这是该校实行“红色教育”的一系列特色教学内容。

　　看到这些久违了的“历史符号”在现实中活生生演绎，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或许都会有一种怀旧的冲动。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执着、激情、落寞、迷惘、痛苦，伴随着起伏不定的大时代，他们将五味人生一一尝遍。然而，冲动过后终究要回归理性。“毛时代”留给我们的是怎样一份遗产？这个问题太宏大，它涉及到对整个意识形态体系的评判和继承，一时半会自然是无法说得清楚的。但是，关于这个模式的若干精华和糟粕，在当代中国人的心中还是应当有个基本判断的，同时，这样的基本判断也应当成为一种社会常识。

　　历史告诉我们，“毛时代”给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带来的最宝贵资源莫过于其永不过时的道德标尺。追求平等，大公无私，勇于奉献，这些价值观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直至如今仍是中华民族精神激荡不已的内在动力。现在，我国处在一个经济社会转型期，由于法制不全导致的社会不平、道德失序现象越来越严重，弱势群体和利益群体之间的“断裂”不仅在经济上越拉越大，在思想上也越拉越大。对比之下，民间自然而然便产生了一个相对庞大的“怀旧”群体（主要以弱势的下岗工人、贫困农民和城市平民为主），他们渴望“毛时代”的公平、火热、奉献，在看不到希望，得不到诉求的时候，“毛时代”成了他们心中的“迦南地”。历史同样告诉我们，“毛时代”留给我们还有另外一番镜像：政治挂帅、以言论罪、血统优劣、高喊口号、无情批斗、僵化制，等等。那时，青年们的热血和激情被泛化的意识形态肆无忌惮地利用，革命的机器被无所约束的权力开得横冲直撞。相信任何一个理性的中国人都不会把这段历史当成辉煌和骄傲，相反，他们还会在心底默默祈祷：愿“毛时代”永远不会再临。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表明，革命的激情早已远去，和平与发展、民主与法制才是时代主题，因此，我们所要构建的主流价值一定要与时俱进，符合这个主题。

　　《儿童团之歌》、红缨枪、批判大会、《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红色标语等等，只是对革命情景的一种简单复制而已。即便该校长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希望从这段历史中挖掘出那些永恒的道德价值，并以此来教育学生，但采用这样的形式难免也会给心智尚未成熟的小孩造成不良影响，误导他们对世界和历史的看法，产生错误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毕竟，我们要培养的是一批适合现代化建设的新人，而不是一批“敢闯敢做”的“革命小将”。 （谢涛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原载：国际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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