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南：我顶多出示黄牌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

　　安南：我顶多出示黄牌

　　第1问答？

　　关于联合国的团结

　　“我们有点羡慕FIFA。”

　　《明镜周刊》(以下简称“问”):秘书长先生，你的组织(联合国)是不是名不副实？那里根本没有团结可言。

　　安南:我们应该很团结，但现实中没有做到，这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个映象。所以说，德国的世界杯很令人激动，小小的足球让整个世界欢聚一堂。我们有点羡慕FIFA(国际足球联盟)，不仅因为他们有207个成员、我们有192个，还因为全世界都关注他们。我希望，全世界能在对抗儿童疾病、艾滋病、贫困方面展开类似的竞赛，还有人权方面，看看哪个国家有最好的人权记录。那将是一场伟大的比赛。

　　问:竞争者的数量可能有限。

　　安南:有分歧存在。伊拉克战争带来了深刻的分歧。他们正在康复，但还没有痊愈。但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团结起来。比如，我们都认可应该在达尔富尔(在苏丹，那里发生了人道主义危机——译者注)做的事情，我们也在努力完成；我们都同意消除贫困现象，对抗艾滋病；我们都要为了更好的人权状况而战斗，虽然不同的国家对此理解不同，做法不一，但有这个观念也不坏，我们有了一个借以衡量工作成果的标准。无论什么，都是从一个梦想开始的。

　　关于威胁

　　“想要别人关心你受到的威胁，你也要关心别人。”

　　问:世界杯结束了，你的问题还在。要取得一致意见，是不是越来越难了呢？

　　安南:的确困难。有时候很难取得完全一致，但我只能坚持下去。有人说:“秘书长就像一个CEO(首席执行官)。”我倒很想看看这样一个CEO怎么管理公司——他的董事会由192名董事组成，公司工作还必须出成果、有效率。我们要应付的问题超越国界，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国家内部的冲突，比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恐怖主义。当然，你的立足点不同，对威胁的认识也大大不同。所以，我建立的一个高级委员会给“当今世界的威胁”下了宽泛的定义，我很高兴。通常来讲，威胁指的是战争，而在各成员国看来，威胁在更广的领域存在，包括环境退化、贫困、传染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恐怖主义、国际有组织犯罪。这都是现代社会带来的威胁。

　　问: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安南:那要看你住在哪里。如果你问今天的纽约人，就像媒体所宣扬的，他会说最害怕的是恐怖主义；但对于岛国的居民来说，最害怕的是气候变化、海平面上升，那样一来，他的国家就被水冲走了；我去非洲南部，他们给出的答案是艾滋病病毒；亚洲一些地区的答案则是贫困。从这一点可以理解，为什么达成一致那么难，因为如果想要别人关心你受到的威胁，你也要关心别人。

　　关于伊朗核问题

　　“伊朗是一个古老、光荣的国家，但我希望他们能听取忠告。”

　　问:是什么让你确信，联合国更适合解决艾滋病一类的问题，而不是更传统的问题，比如伊朗核问题？

　　安南:首先，我们没有插手所有冲突的垄断权，一些冲突更适合地区组织或邻国去干预。但有一些问题只能联合国出面。例如艾滋病问题，已经超出健康范畴，成为一个社会发展问题、安全问题。在一些国家，艾滋病杀死警察、军人、医生、护士、教师，不仅毁掉了现在，也带走了未来。我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建立了抗击艾滋病、疟疾、肺结核的全球基金——现在已经募集到50亿美元——我们正在带来改变。不过，我们不能把追求和平、安全的主要任务丢在脑后。

　　问:你是否同样有信心，IAEA(国际原子能组织)以及联合国能为伊朗核问题找到和平的出路？安南:我和伊朗人对话的时候，对他们说过:如果你们的意图是和平的，那与IAEA进行透明、专业的合作是没有问题的，就可以驱走核计划上面变化无常的疑云。他们应该让IAEA的检察员入境开展工作。不要忘了，IAEA也是联合国的一部分。整个联合国、IAEA、安理会和我，都在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

　　问:你最近会见了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他们会不会同意欧盟和联合国提议？你有没有发现什么迹象？

　　安南:我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给出明确的信号，即摆在桌面上的提议是公平的、建设性的，是谈判、和解的坚实基础。是的，他们声称需要一些解释，但那也够好了。如果他们发出那个信号，我会很开心。

　　问:你认为那是公平的提议吗？

　　安南:比以前的好多了。我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基础，伊朗人也将其描述为“积极的一步”、“有建设性”。我希望他们在这个基础上行动。当然，我只能提建议，不能命令他们。伊朗是一个古老、光荣的国家，但我希望他们能听取忠告。

　　问:以联合国的能量，你认为是否可以促成最终的解决方案？

　　安南:我们说的“联合国”，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的国家、你的国家、其他国家同心协力，施加压力，驾驭时局，让它朝正确方向发展。如果这些国家对一个问题抱有同样的信念，用一个声音说话，他们会有强大的影响力；如果产生分歧，影响力就小很多、很多。

　　关于美国

　　“部分美国人有一种倾向，把联合国当成一家多国餐馆，只选择他喜欢的，如果不适合他，他就拔腿走人。”

　　问:让我们回到足球上来。好比你有一个大型露天运动场，一个国家是一支球队，但他们只按自己的规则踢球。

　　安南:我正尝试着让他们改变。

　　问:秘书长像不像主裁判？

　　安南:他是某种裁判，但他不能出示红牌和黄牌，只能进行道义上的劝诫。

　　问:也就是说，顶多出示一张黄牌。

　　安南:你说得对。安理会才能出示红牌。

　　问:作为最大牌的球队，美国喜欢按自己的规则行事。

　　安南:部分美国人有一种倾向，把联合国当成一家多国餐馆，只选择他喜欢的，如果不适合他，他就拔腿走人。在伊拉克，他们希望我们和伊拉克人紧密协作，让我们在经济重建过程中主导国际合作。在伊朗核问题、禽流感问题上，他们也是在联合国框架内，与我们并肩作战。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很合作，因为他们没有别的去处……

　　问:美国人已经在伊拉克遇到了麻烦，他们的作风是否改变了呢？

　　安南:伊拉克给每个人都上了重要的一课。未来的美国政府准备动武时会更谨慎，美国国会在批准军事行动时也会三思，对战争理由的要求会更苛刻。

　　问:从美国近几十年的历史上看，每一代美国人都有战争失败的经历。

　　安南:是的，这样看来让人悲哀。人必须要从历史中学到东西，坦率地讲，不了解历史，就没有洞察力。研究了历史，就不必一代一代重复失败了。

　　关于安理会改革

　　“我对30个国家的大使说，关于组织内明显的力量失衡，他们都面临一个选择。”

　　问:大多数国家都认为，安理会需要变革，但最初的改革努力白费了。在可预见的将来，德国能不能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

　　安南:我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在我写给安理会的报告中，我提出了两个建议，其中一个是增加6个常任理事国席位。我没说明哪些国家能得到，但局势在争论中明朗起来，四国集团(德国、日本、巴西、印度)出现，他们希望和非洲国家分享这6个席位，但非洲国家未能选出两个幸运者，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一个是想要常任理事国席位的四国集团，另一个是“团结谋共识”，反对增加常任理事国席位。

　　问:所以这件事被无限期搁置了？

　　安南:如果他们达成妥协，就能得到绝大多数成员国支持，安理会改革就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开始。如果双方互不松口，那可难了。在最近一次午餐会上，我对30个国家的大使说，关于组织内明显的力量失衡，他们都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拿出妥协方案，大家坐到会议桌前，讨论扩大安理会，让事情完满解决；要么铁了心寻找完美方案，继续留在安理会的会议室门外，一直找下去……

　　问:你相信德国会得到一个席位吗？

　　安南:是的，我相信。

　　关于维和部队

　　“我们现在的活动，就像你去找柏林市长，告诉他:我们知道你需要消防队，不要急，等着火了，我们就给你创建一个。”

　　问:虽然我们有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位于波黑东部，波黑塞族武装于1995年在那里杀害了约7000人——译者注)大屠杀的记忆，但大屠杀还是再次发生了，这次是在达尔富尔。为什么联合国必须面对这样难以置信的、无望的事呢？

　　安南:你应该在名单里加上索马里，我们在那曾有庞大的驻军，但后来撤出了。从那时起，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愿意去索马里，也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派兵。我们还担心，如果一个国家成了“失守的国家”，就像阿富汗，恐怖分子就会接手。全世界都看到达尔富尔发生的事，不像卢旺达和斯雷布雷尼察，当时有人说不知情。国际社会想有所作为，我力劝苏丹总统巴希尔，请他允许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我们需要苏丹政府的支持，但这远未实现。苏丹政府怀疑维和部队是“特洛伊木马”，害怕列强藏在联合国身后，在苏丹扎根。我们一直努力地想让苏丹人明白，联合国是去帮忙的。

　　问:没有他们的允许不行吗？

　　安南:大多数政府只希望在有和平协议的地方进驻维和部队，或者什么地方确实需要维护和平。他们害怕民众受到伤害。得不到该国的允许，很难部署维和部队。

　　问:一旦得到允许，你会不会采取措施，保证这次不会太快撤军？你公开讲过，准备让驻刚果(金)的欧盟维和部队维持到今年圣诞节之后。

　　安南:欧盟维和部队是我们在刚果(金)活动的重要部分，能保障该国大选期间的稳定……部队的驻扎是有期限的，但重要的是，维和部队离开后，国际组织仍然留下。重建和平是一项中长期计划。

　　问:你有没有想过拥有自己的军队？

　　安南:那比较理想，但没人会为此付钱，还会带来一大堆法律问题。到时候，可能一些强国企图在联合国拥有独立的武装力量，一些小国也会紧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联合国有军队)很好。我们现在的活动，就像你去找柏林市长，告诉他:我们知道你需要消防队，不要急，等着火了，我们就给你创建一个。

　　本版文字:子鱼

　　图：

　　18日，安南访问布鲁塞尔欧盟总部。他的任期将在今年年底结束，接班人可能来自亚洲。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