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程启学：靠四斤粮食走过雪山草地

　　红网7月21日讯（潇湘晨报记者周华平贺亚玲陈学斌）现年90岁的老红军程启学仍然精神矍铄，在采访过程中，他不时和儿子、女儿发生争论，表示他的记忆力仍很好，同时也为了向儿女们展现自己当年那段峥嵘岁月。

　　长征时我还只有19岁，年轻小伙一个。可是年纪轻轻的我就有了胃病，还得了疟疾。长征路上条件十分艰苦，再加上时冷时热，胃病时时发作，难受的滋味无法言说。

　　吃一点东西，胃里就翻天覆地，因此我不能吃得太多，有时只能喝一点粥来维持自己的生命，没想到，因病得福，我在长征路上没有被饿死，成就了我4斤粮食走完雪山草地的奇迹。

　　长征时路况的艰险是常人想像不到的，走着走着就会下起冰雹来，大颗大颗的，有时连牲口都打死了。人的皮比牲口的薄得多，得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才行。可当时是什么防护的东西都没有，怎么办？就用衣服简单地把头挡一挡。冰雹打在头上生痛生痛的，没有被打死是幸运的了，一点皮肉之痛根本不会放在心上。最怕的就是没有吃的喝的，人支撑不下去就饿死了。

　　过雪山草地前，部队给每个人都准备了20斤粮食，有的还准备了40斤。但事实上，这点点粮食对于要爬雪山过草地的战士们来说，根本是杯水车薪，随时都面临着断粮饿死的危险。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很多人艰难地挺过来了，但是因为没吃的，饿死的人还是不计其数。

　　我最“幸运”的就是在长征时得了胃炎，这让我比别人多了一个优势，那就是能用更少的粮食来支撑自己的身体，把粮食节约下来。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能省一口粮食出来，那简直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开始准备了20斤炒面，因为生病了，自己无法去炒，20斤炒面还是指导员伍大全帮我炒的。炒好后，我因为身体虚弱，背不动，也吃不下，一路上就陆续送给了其他缺粮的战友，最后自己只剩下8斤粮食。我当时背很疼痛，不能背太多的粮食，即使只有8斤粮食，也成了一个重大的负担。见我这个样子，部队给了我一匹马，我把粮食分成两部分，用两个桶分别装了4斤，一个桶挂在自己身上，一个桶挂在马上。可不幸的是，到了一个小树林休息的时候，马走失了，挂在马身上的粮食也不见了，我只剩下4斤粮食了。

　　在快走出草地时，有个医生饿得快死了，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我看他可怜，就分了一大碗炒面给他，那时我口袋里也只剩下大概3斤炒面了。医生看我胃痛得可怜，给了我一大把鸦片烟，说是可以止痛，在我胃痛得受不了的时候就生吞一点。就这样，我每天靠着一碗面糊糊，一块鸦片烟，艰难地走完了雪山草地。在走出草地时，我袋里居然还剩有1斤多炒面。

　　走完雪山草地后，我的体能几乎耗尽，头发、眉毛、睫毛全部掉光了，身上的皮肤也换了一层，2年后才慢慢长了出来。现在想来还真有点神呢！

　　红色故事

　　那几仗让我记忆犹新

　　红四方面军是出了名的夜袭军，而我所在的炮兵连又是出了名的野战炮兵连。我们连一共有一百来号人，除了指导员和一个排长，全都是从国民党起义过来的。

　　记得当年刚从秦岭出来，在四川南部，正准备向北走时，杨虎城为了阻止我军行进，派了一个旅来围追堵截，我们就联合几个团的兵力，合着把那个旅给端掉了。

　　长征时打胡宗南，他当时号称有30万大军，我们只有十师、十一师、十二师、七十三师这4个师，且大都是红安人。都说红安人能打仗，事实证明一点都没错，我们就用这4个师的兵力，活生生把胡宗南的30万大军给灭了。

　　还是在四川仪陇，我们连80个人要过三座大山。当时守备这三座山的是外号“罗烟灰”的军阀罗辙周，他派了3个团，对这3座山进行守卫，一个山派一个团，想阻止我们占领3座山。我们的初衷其实是想翻过山去，并没有想打仗的意思。但事已至此，已没有我军选择的余地，可我们与敌人的军备力量实在悬殊太大，一对一地单干，根本不可能拿下他们。但我们又必须翻越大山，没办法，只好施展我们红四方面军夜袭的本事。出其不意，通过夜袭，我们80个人成功地压住了敌人3个团，成功地翻越了大山。

　　打死也不住医院了

　　长征中随时都有负伤甚至死亡的可能，部队也有临时医院。我以为自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但当我真正看到大片红军尸体时，我发誓以后再也不进医院了。

　　在四川打仗时，我负了伤，被送到了当时的一个临时医院就诊。所谓临时医院，就是一个用帐篷搭起的卫生所。由于没有足够的床位，伤员基本上都躺在地上。我被送到时，发现地上已经横七竖八地躺了一万多名伤员，我也躺在地上，等着医护人员来治疗。

　　本来这也没什么，毕竟是在特殊情况下，条件有限嘛，但到临时医院的第二天发生的一件事，让我再也不敢进医院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发现左边战友一动不动，推一下，人已经死了。再推推右边的战友，同样一动不动，浑身冰凉，也已经死了。原来我躺在两具尸体之间，顿时吓得我魂飞魄散，一骨碌爬起来，我暗暗在心里发誓，以后再也不住院了。

　　流动的长征学校

　　长征时好多人都只是毛孩子，穷人家出身，没有读过书，知识水平很有限，有的大字不识几个。虽然是长征路上，但是部队的学习并没有落下，首长们一直在想方设法，让大家多学些知识，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

　　有次，大家想出了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法：每天在每个行军的人背包上写三个字，后面的人看着前面的背包，就学会了背包上的字，这样就能让每个战士每天至少学会三个字了，我就是这样学会了很多字。这样的背上长征学校，一直坚持到走完长征。长征结束时，大家认识的字，已足够读书写信了。

　　每日行走210里

　　长征就是走路，虽说不上日行千里，但日行百余里是确有其事，而且这个路可不是想的那么容易的。

　　早上8点钟以前吃饭，首长交待完命令后，我们就开始上山。上山后就不许吃饭，不许休息，因为说话也浪费体力。走的路线是上山60里，平路70里，下山80里路，一天一共行走210里。全部走完才能停下来，否则留在山上或者半山腰，就会有危险。相对我们的长征，现在的马拉松可是小巫见大巫了。

　　在我当兵的经历中，走得最远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1945年日本投降前期，为了让大部队抢先出关，抢在敌人前面占领东北，我们那次过了汾河后，一天一夜走了240里，过了3道封锁沟，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四次惊险逃生

　　我一生中经历了无数次死神的眷顾，一次次地“幸运”逃生，这条命像是捡来的。我都不敢相信，经历过那么多次的死里逃生后，我现在还好好地活着。

　　枪响之后，我还没死

　　长征途中的死亡如影相随。

　　有一次，我、二排长和另一个战士在执行任务。当时我们三个人是前后走的，也就是一个纵队形，走着走着，突然听到几声“砰砰”的枪响声，我当时条件反射般地立马卧倒在地，只见前面的二排长中弹倒地，几乎是同时，身后的那个战士也中弹倒地，倒是走在中间的我，因为卧倒及时，幸运地躲过了冷弹。最后，本来三人的任务，交给我一个人完成了。

　　旱鸭子过河

　　还有东北战争那次，过滦河。我是个“旱鸭子”，不会游泳，只好骑着马过河。河水当时那个深度啊，刚好淹着马耳朵，整个马只剩下两个耳朵在水外面，幸运的是，如果那次水再深那么两三寸，把马耳朵一淹，我就没命了。因为马耳朵一旦进了水，马就不能再行动了，那就只有等着淹死了。我当时很害怕，紧紧拉着马缰，生怕出什么意外。幸好水一直也就那么深，我骑在马上糊里糊涂就渡过了河。

　　新兵狭路遇敌

　　还有一次，发生在我刚参军时。那是在东北新会的小河延，我们一群新兵去野外训练，由于当时的战备物资比较缺乏，连队只给每个人发了5发子弹，恰好当天我们又练了一次打靶，把子弹用得差不多了，没想到在这时候迎头遇到敌人。

　　怎么办啊？因为子弹不够，一群新兵也没有什么战斗经验，当时大家都只想逃。就在这时，我们当中的一个枪法很准的新兵端起枪，一枪把敌人的头头给干掉了。擒贼先擒王，敌人看到头头被打死了，也就泄了气，一哄而散了。我们新兵首战告捷，做了一次最完美的新兵训练。

　　棉衣开花挡了枪

　　还有一次遇险，是在朱德的老家四川仪陇作战时。当时正在打仗，突然一颗子弹飞了过来，我穿的棉衣被打开了花。

　　因为是冬天，我穿着厚棉衣，所以并不知道自己中弹了，打完仗后发现手臂上的棉花爆了出来，真个是棉花开花了，而且棉花里还有红包，像开的红棉花。我挽起衣袖，看到手臂正流血，被子弹擦掉了一块皮，才明白自己差点中弹了。我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棉衣厚，才只擦破了点皮。

　　红色心愿

　　34年后想回家看看

　　和韩司令的心愿一样，我也很想回湖北红安老家看看，我已经34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今年快91岁了，老了就特别想回老家，毕竟是自己土生土长的地方。自从参加红军后，整整70多年啊，我总共就只进过一次家门。

　　我家所在的红安县是出了名的将军县，所以在京九铁路上，专门给老红军开了个道，让铁路在红安县拐了个弯，方便老红军回家。

　　我老家的状况和韩先良司令的差不多，也只有一个侄儿了，我们常有联系。目前我的身体状况较好，上次体检的时候卫生所的所长还说，我的身体比他们的都好呢，有机会的话让我回趟老家最好。

　　人物档案

　　程启学，湖北省红安县人，1916年12月出生，1927年8月参加革命，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师职。历任班长、青年干事、副政治指导员、政治协理员、分区教导队政委、政治部科长、分区卫生处政委、粤中军分区后勤部政治委员、广州市兵役局副政委等职。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第三次、四次、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等战役。1955年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三级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各一枚，1988年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55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68年6月离职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