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是个书荒年代，全国也就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那会儿八个样板戏都还未出齐）。一个侥幸的机会，我得到了一个代课老师的职位，虽然工资只有28元，也算暂时有了工作。十月，学校接到通知，每班要开一节“批林批孔”课，并配备了一本教材，是《批判〈三字经〉材料选编》。
这本小书一共六篇文章，其中一篇是《〈三字经〉批注》。其他几篇分别是人民日
报短评以及上钢五厂二车间和北京北新桥街道居民的批判经验介绍，批判的文章中说《三字经》被封建统治者称为“袖里通鉴纲目”，“小型百科全书”，从而规定“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先读《三字经》”。这引起了我的好奇，于是将原著逐节逐段地读过去，觉得并非洪水猛兽。我仗着要教的借口，大声反复地朗诵，引得同校的一位老先生借去抄，说是给他儿子读。一次，因为背读入迷，以至误了十缺一的一场球赛，被球友们一把夺过书，在20-21页的地方撕成了两半，弄得不仅球未打成，反倒增加了球友间的嫌隙。现在的这本小书，有三个锈蚀的订书针，书脊上明显能看出撕破的痕迹。
几年以后，我有机会上一所师范大学，在同学中间，这本《三字经》成了我炫耀的资本。也正因为这本《三字经》，使我在后来的求学中，从“四书”到“五经”，再从“经”到“子”到“史”，这样扎扎实实地读了下来。在后来的教学中，我更加重视传统教材的教学经验，案头上常备的书有“三百千”，有《颜氏家训》，有《太公家教》等；所研习的著作是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而所撰写的论文竟也是《背诵十万字如何？》，跟学生鼓吹的也不外乎类似《茶余客话》中所说的“一天背多少字，十年可以背十三经”云云。在学生中卖弄多了，自己浑然不觉。一位毕业二十余年的学生在背后说：听一次，大有新意；听两次，仍觉新鲜；听三次，似觉烦腻；听四次，如吃肥肉，已经不只是烦，而且特腻了。
在我近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听腻了，也不知道在今后的岁月里，还将使多少人烦腻，也不知道是否要唠叨给我的第三代。这样说来，我之于《三字经》，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顺便说来，我的这本《〈三字经〉批注》快要成为古董了吧。有需要收藏《三字经》版本的人，这本“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文教办公室教育组印编”的小书，恐怕是一个很特殊的版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