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卫我们的道德底线（公民道德篇）　公民道德：社会秩序的“软肋”

　　特邀嘉宾：寇东亮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

　　郭彦森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时延春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道德感淡薄：不能承受之重

　　主持人：道德底线，是一个令人惶恐的话题，但是来自社会多个层面的道德出界现象却让我们已无法回避，我们通常都说，物质是基础，古人就有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论说，然而，现实这样告诉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随之带来思想道德水准的相应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比以前提高了许多，而坚守道德底线的问题反而显得相当严峻。邓小平说过，“物质文明搞上去了，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是个贪污贿赂横行的世界，那么经济成功了，也没有意义。”“公民道德素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人际关系的和谐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近年来，道德问题已引起方方面面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有不少问题不容忽视。具体到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问题主要有哪些表现？

　　寇东亮：目前公民道德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规则意识淡薄。人们对规则的遵守程度比较弱，即使有公共规则，很多人也是想极力摆脱这些规则。据一项对京沪两地市民所做的问卷调查显示，目前排名公共秩序前三位的问题分别为：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

　　无视红绿灯，乱穿马路，经常发

　　生率为43．3％；自行车不遵守规

　　则，横冲直撞并随意停放，经常

　　发生率为43．9％；乘坐公交车不

　　排队，争先恐后，不遵守先下后

　　上原则，经常发生率为37．2％。这

　　种现象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

　　二是社会公德不振。在我们的社会中，下列情形比比皆是：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乱穿马路、车辆乱停、大声喧哗、抢占座位、违章搭建、楼道堆物、粗话脏话、赤膊上街、宠物乱跑等。更为严峻的情形是：歹徒在火车上抢劫，乘客居然默不作声；街上有人偷窃，许多人视而不见；流氓当众调戏妇女，不少人袖手旁观；病危者送进医院，要先交钱后救人；等等。这种见危不帮、见义不为、见死不救的现象是一种严重的“社会公德冷漠综合征”。

　　三是善恶观念颠倒。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笑贫不笑娼，原则、权力、威望、良心等都可以成为交易的资本；一些人为了谋取私利不择手段，不惜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贪污腐化、以权谋私；还有相当多的人一切向“钱”看，斤斤计较，按酬付劳，只讲索取，不讲奉献；一些个体商贩为了多赚钱，短斤缺两，偷税漏税，搞不正当竞争，为了牟取暴利，不顾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制造售卖假冒伪劣产品、过期商品等。

　　四是传统美德萎缩。拾金不昧、为老弱病残乘客让座等广为推崇的传统美德正不断被“货币化”。最近，在石家庄等许多城市，出现了专门的有偿失物招领公司，向失主收取一定服务费，将其中一部分付给拾遗者，余下费用作为“利润”。而在保定市等地的公交车上，主动让座者可领到一张奖励卡作为“让座奖”，每张卡可到商店兑换价值1元的面包，两张可以兑换5元套餐一份。

　　郭彦森：当前我国公民道德缺失表现在许多方面，但从总的情况看，我认为，最突出的表现是是非、善恶、美丑、荣辱不分，界限混淆，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导致人们进退失据、价值观紊乱、信念丧失。具体说，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不以荣为荣。面对许多被尊为美德、以为荣耀的言行，有的人弃之如敝屣。嘉言遭遇冷嘲，善举招来热讽，视经典为朽木，见崇高而躲避，守公序被看作“不开窍”，遵良俗被认为“老古董”。或以节俭为抠门，以铺张为大方；以说真话为不识时务，以说假话为人情练达；以见义勇为为多管闲事，以见危不救、见困不扶为正常。

　　二是不以耻为耻。面对许多被公认为缺德、耻辱的言行，有的人亦步亦趋。诸如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懒惰无知，好逸恶劳，铺张浪费，求神拜佛，欺行霸市等等。还有一些人，只是一味追求个人利益和感官刺激；或笑贫不笑娼，寻花问柳包二奶；或讲排场，摆阔气，奢侈挥霍自鸣得意；或拔一毫利天下而不为，攫小利坏大事也敢当；或板凳不坐十年冷，抄袭剽窃贪名利；或欺诈勒索、巧取豪夺、不择手段得钱财；或以权谋私与民争利，贪图私利出卖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权力寻租搞官商勾结，见利忘义保黑护恶。

　　三是以耻为荣。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有人失去了判断能力，随波逐流，不分黑白，不辨是非，不知善恶，甚而荣辱颠倒、以耻为荣。或放纵自己，放飞欲望，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或结党营私，争名夺利，美其名曰团结互助。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被夸为老练沉着。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是遵从“潜规则”。贪污受贿，敛取钱财，则喻为“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享特权，走后门，人羡其有本事，有能耐。闹绯闻，造恶誉，反得名气，涨人气。

　　时延春：目前公民道德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道德知行悖论严重。最近，郑州大学公民教育研究中心对郑州市公民道德状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结果显示：市民的道德认知与道德践行存在一定的偏差。在认知方面，绝大多数市民（94．9％）具有良好的文明礼貌意识，认为文明礼貌“是现代人的素质要求”，“对己讲文明、对人讲礼貌是应该的”。只有极少数市民（5．1％）认为“讲不讲文明礼貌关系不大”或“讲文明礼貌是装模作样”。但在文明礼貌的践行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反差。只有75．3％的市民“已经养成习惯”，时时处处注意文明礼貌。有22．4％的市民讲文明礼貌要分场合，“在重要的场所才注意文明礼貌”。另外还有极少数市民“根本不注意，我行我素”。这就是说，虽然94．9％的市民对文明礼貌具有正确认识，但“已养成习惯”的市民仅占75．3％，相差了近二十个百分点。

　　在社会公德方面，涉及人与人关系时，当问及“面对一个病人倒在路旁你会如何选择”，有25．8％的人选择了“当别人救护时自己才会帮一把”；当问及“你认为社会上缺乏见义勇为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68．3％的调查对象把原因归结为社会治安和社会保障方面存在问题。涉及人与社会关系时，当问及全市召开对外商贸洽谈会时“有人将路边的鲜花、灯笼拿回自家”的看法时，36．9％的人选择“影响社会形象，感到痛心，但不去制止”；当问及“对看见破坏公共设施现象”的态度时，有33．9％的人“气愤但不敢制止”，有12．6％的人认为“别人不管我也不管”。涉及人与自然关系时，公民环保意识积极面呈主流趋势，但当问及“看见大街上乱扔的杂物”，有52．6％的人选择了“看不惯，但不愿捡起”。

　　在具体生活事例中，也反映出很多市民虽然对文明礼貌持认同态度，但对举手之劳的“小事”却不愿为之。在调查中，当问及“看见大街上乱扔的果皮、纸屑等杂物，你的选择如何”时，受访对象仅有40．5％的市民选择了“主动捡起”，一半左右的市民（52．6％）持“看不惯，但不愿捡起”的行为取向，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人（6．9％）选择了“视而不见”或“别人扔，我也扔”的行为取向。另外，每一个公民都有爱护公物、与不文明行为作斗争的责任，但从调查的情况看，公民道德践行能力亟待提高。在调查中，当问及“看见破坏公共设施现象，你的选择如何”时，只有一半左右（51．7％）的市民选择了“坚决予以制止”，48．3％的人选择了不管不问。另外还有极个别人（1．8％）持“在一边看热闹”的态度。

　　道德疲软告诉我们什么

　　主持人：造成公民道德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目前而言，主要的原因有哪些？

　　寇东亮：我想主要有三点：一是价值观念的错位。随着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的发展，竞争、个人权利、自我个性等成为人们日益关注和热衷追求的目标。提倡竞争，保障个人权利，张扬自我个性，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人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竞争的展开，个人权利的维护，自我个性的张扬，往往会走过了头。在现实社会中，竞争可能演变为你死我活的搏斗，权利维护可能演变为“各自打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人际冷漠，个性张扬可能演变为“他人就是地狱”的自我中心主义。现在，竞争、权利、个性，成为不少人拒斥他人、敌视他人甚至加害他人的托词。

　　二是社会正义的缺失。正义的缺乏，集中表现为缺乏社会公德的维护者、监督者，社会缺少对违德者的惩罚机制。这些缺失使人们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觉悟不断降低。正义的缺失也表现为一些公共部门的失职。一些公共部门往往根据权势和利益关系把社会公众分为三六九等，区别对待。于是，歧视、等级差别、剥夺权利、把人当二等公民或根本不当人等各种社会排斥现象得以滋生。许多公共部门单纯从自己局部的利益来考虑问题，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违背社会公德。现在，腐败问题、城乡差别、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以及群众最关心的教育、医疗、住房等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公众的心理失衡，严重影响着公民道德的整体状况。

　　三是传统文化的桎梏。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是一个根据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社会道德也只是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古人所说的“五伦”，没有一“伦”是属于公德的。传统中国社会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生活，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人生活，只有家族生活。传统中国人事实上并未进入真正的公共生活领域，对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极为陌生。林语堂在《社会头脑的缺乏》一文中指出，“公共精神”、“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不具备的。邵力子先生在《中国人与同情心》一文中指出，中国人同情心薄弱的原因在于三方面，一是政治上的专制压抑人的同情心，二是儒家的“爱有差等”、佛家的善恶果报等学说减少了人的同情心，三是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组织结构限制了人的同情心。

　　郭彦森：在我们的社会中，显规则的普遍无效和潜规则的大肆横行，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公共权力私有化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事情很清楚，只要公权不被私用，私人关系就会与公共权力脱钩，成为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的释放和交流。反之，只要公共权力被用来解决私人利益问题，人们就会各尽所能，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建立起随时可以利用的关系网络。这种私人关系网络的最主要价值就是不断突破法律、法规和条例的约束，寻求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不能获得的非法利益。如果具有强制性的法律都被不断突破，失去规范社会行为的积极作用，成为某些人谋取非法利益的手段，那么主要依靠自律的道德，必然就会变得软弱无力，普遍的缺德行为也就顺理成章了。

　　公共权力私有化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主和法制不健全。比如在我们国家，众所周知的贪官的侥幸心理，“抓住了不一定就立案，立案了不一定就审查，审查了不一定就查清，查清了不一定就逮捕，逮捕了不一定就判刑，判刑了不一定就判死刑，判死刑了不一定就枪毙”，是法制不健全的典型反映。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不一定”，人们就不会惧怕法律的尊严，就会铤而走险，最终视法律为儿戏。在一个民主和法制比较健全的社会，法律和道德是相互作用的。通过严格执法，使人们的某种行为从不自觉到自觉，从硬约束到软约束，促进道德建设；单纯地违背道德的行为，不仅要受到严厉的舆论谴责，而且会受到建立在完善的信用体系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的惩罚。比如在德国，一个人即使在晚上零点以后也不敢闯红灯，因为如果被摄像机拍到了，不仅要因违反交通法规而被罚款，而且接踵而来的是，保险公司会提高你的保费、缩短你的保期，房子的分期付款会被取消，儿子的分期付款的学费也会被取消。正因为一次闯红灯的风险太大，所以在德国大家都会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而在我国，正因为违法的风险都是不确定的，那么违背道德的风险就更无从谈起了。

　　公共权力私有化和民主法制不健全，由此导致整个社会公民权利意识淡漠。一是很多人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是首先想到找熟人、托关系，请客送礼。二是即便有人想到了要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但因为法律程序太复杂，费时费力，而且其结果也是不确定的，最后又不得不回归到按潜规则行事。三是整个社会范围内“官本位”思想盛行。封建社会被推翻将近一百年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公民意识不仅没有确立起来，官僚主义反倒越来越盛行。现在有些政府机关的领导被下属称呼为“老板”，说者有心，听者有意。在学术领域，官有多大，学问就有多大，从没有给学生上过一节课，整天忙于开会、应酬的领导，照样是著作等身，硕导、博导一个都不能少。而经商的非得闹顶官帽子戴在头上，才会感觉到真正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如此等等。

　　当前我国道德风气败坏，道德水平总体不高，某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道德缺失，就是在以上几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社会生活的底线如何守卫

　　主持人：加强和完善公民道德是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目前，应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公民道德建设？

　　寇东亮：我想强调四个方面：一是公民道德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一个人成为道德主体的标志在于其既有权利又有义务，既有自由又有责任。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形成公民道德意识，唤起公民道德自觉性、积极性的基础和保障。因此，我们在进行公民道德建设时首先要尊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让公民活得有尊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要求公民承担道德义务和责任。公民道德主体地位的确立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前提和基础。

　　二是公民道德建设目标的合理定位。公民道德建设的目标，不在于道德的至善或“高尚”，而在于培养公民正确地“做人”与“做事”。雨果在《悲惨世界》中指出：“做一个圣人，那是特殊情形；做一个正直的人，那却是为人的正轨。”长期以来，我们道德建设的重心是弘扬以最高的“善”为定位的理想道德，提出各种理想道德标准，并不时推出一个个“高、大、全”式的道德楷模，要求人们向他们看齐。但在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社会，道德建设的重心是确保人们“公正”地“做人”和“做事”，确保各种基本道德如不作恶、不强制、不欺骗等作为道德底线在全社会得到遵守。在此底线之上赋予公民充分的自由选择空间，通过公民道德自觉性的发扬来提升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水准。

　　三是公共生活领域的拓展。在良好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具有更大公共性；而在劣等的社会中，人们往往疏远公共生活，退缩到孤独自我之中。邵力子先生在《中国人与同情心》一文中指出：“要同情心发达，最要紧的条件，是养成共同生活的习惯”，应该提倡共同生活，“凡共同感情，必须有共同生活养成，集合各地的人，做同一生活，地方的隔阂，就可以打破。能集合各界的人，做同一生活，界别的隔阂，也就可以打破。多打破一层隔阂，便多培养一份同情心，这是现在第一要紧的事。”

　　四是社会正义制度的建构。邓小平说得好：“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在正义的制度中，正义感才能形成。“当制度公正时，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有鉴于此，我国目前要把组织道德、行业道德建设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抓手，把制度道德建设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根本保证，确保制度的公正，重视政府所制定的各种公共政策的道德内涵和道德导向，从而使公民道德建设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郭彦森：理论上讲，《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公民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原则，已经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但是从实践上讲，大力促进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和进一步深化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才是治本之道。

　　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当前最主要的就是要在克服垄断、防止公共权力为了个人利益和小集团利益错误干预经济运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加强市场监管上多下工夫。通过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为道德建设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以建立和完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为基础。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切实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否则，政治体制改革中的路径依赖，只能是越改革越有利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所谓的权力监督和制约也就会成为空话，公共权力私有化问题就始终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与此相关的社会乱象就会愈演愈烈。如此，公民道德建设就不会有切实的效果。

　　目前我国思想领域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时并从，科学与各种伪科学、反科学的思想鱼目混珠，应该坚持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坚持不下去，需要反对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却大行其道，最终导致思想混乱，人们不知所措。因此，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在思想文化领域，就要面向未来，重塑承接中国传统美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吸收一切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人类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从终极意义上讲，一个民主健全、法制完备、公平公正、自主自立、诚实守信、协调有序的社会建立之时，也就是公民道德建设卓有成效之时。

　　时延春：在社会公德教育的理念上，要实施以受教育者为中心的教育，注重道德主体的道德行为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以规范教育为中心，公民存在的问题不是不知，而是不能践行。

　　比如在道德教育的环境建设方面，要免费开放广场、公园、公厕等公共设施，对这些设施的养护要靠财政支持并责任到人加强管理。同时注意公路、公用电话、公共图书馆、公共汽车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强化公共服务意识，营造良好的公共空间和积极的公德氛围。没有公共物品、公共空间，何谈公共道德。凡属公共服务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是公共道德建设的最重要阵地。因此，解决转型期公共道德领域的知行矛盾，道德的法律支持是必要途径。

　　主持人：就许多人而言，对社会道德的评判与不满，往往只习惯于怨天尤人，习惯于指责、清谈与说人时的热烈与激愤，而更多地忽略自身的行为和行动。其实，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最终取决于全体公民的道德自觉，不只是你，也不只是他，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作为。只有我们所有人的自觉坚守，我们才有理由享受社会的和谐、融洽与安宁。所以，在我们结束本期话题的时候，我们谨希望更多的人们能记住马丁·路德·金的那句箴言：造成我们时代最大的罪恶是大多数人的袖手旁观，而不只是少数人的残暴。⑦4

　　公德的距离

　　暖风吹得游人“醉”

　　视而不见

　　出口伤人

　　同情止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