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有救助基金我干吗掏钱

　　如有救助基金我干吗掏钱

　　多次资助病人，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崔念基教授称“看病难”根源在政府

　　●给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比如他治了一半拿不出钱了，眼看着就要前功尽弃的时候。

　　●我干了这么多年了，住的是医院宿舍，坐的是班车。我不是不需要钱，但钱不是最重要的。

　　●我爸爸妈妈生了10个孩子，但养活的只有5个，为了能把我养大，把我姐卖掉了。如果不是共产党，不是解放，我很可能就不存在，死掉了，也没有机会上大学。

　　●看病难不是医院造成的，政府的政策有问题。就好像，社会如果有救助基金，我干吗要自己掏钱？我的钱多吗？根本就不多。但是你没有(救助基金)啊！

　　——崔念基

　　近日，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收到了一封感谢信，揭开该院放疗科崔念基教授4年来出钱帮海丰小病人治疗还一直默默资助其学业的感人故事(见7月21日本报A34版报道《病人上学难医生助学4年》)。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今年62岁的崔念基在该院工作的20年来，拿数千甚至上万元资助病人继续治疗是常有的事。

　　对于崔念基的这种做法，记者昨天与之展开一番对话。他说：“社会如果有救助基金，我干吗要自己掏钱？”对病人送来的红包，他也收，等病人出院时再退回去；之所有没有选择对贫穷视而不见，是因为他知道病和穷多折磨人。

　　怎么帮病人花钱更重要

　　记者(以下简称“记”)：什么时候开始资助病人的？

　　崔念基(以下简称“崔”)：我都不记得了。

　　记：一开始就用钱资助他们吗？

　　崔：帮助病人不一定是钱，包括各种方式。病人来了，他对他的病很恐惧，忧心，你要像对家里人一样，长期了解分析他们的病在哪里？怎么治疗？消除他们的顾虑，树立他们的信心。另外在治疗方面，方法很多，选择哪种方法，也得跟病人好好商量，要根据病人经济情况、年纪、病情、愈后等综合考虑。

　　记：与病人沟通，体谅病人痛苦也是对病人的一种帮助？崔：对，你看我们的病房虽然很简陋，但大家跟病人的关系很好。但资助他们不是最主要的帮助方法。

　　记：那什么是最主要的？

　　崔：在治疗过程中该怎么帮他花钱更重要。

　　记：你每年碰到那么多病人，病人没钱就两三千、甚至上万地资助，能帮得过来吗？

　　崔：给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比如他治了一半拿不出钱了，眼看着就要前功尽弃的时候。

　　记：你碰到的这样的病人多吗？

　　崔：每年一两例吧。大多数病人如果没有筹到一点钱，也不会来我们这样的专科医院。

　　记：你都会帮助他们吗？

　　崔：在没办法的时候会帮助他。一般碰到这种情况，我们会向医院反映，医院有个扶贫基金，审查他符不符合条件，如果不符合条件就没办法了。

　　记：这时候你就拿钱出来帮助他们继续治疗？

　　崔：是的。

　　记：你对蔡婉君的资助从四年前就开始了，这次她家出事，你又汇去了5000元，她是你资助最多的病人吗？

　　崔：不是。其实给她看病的钱只有几千块。

　　记：加上资助她上学的钱呢？

　　崔：医院平时也和贫困地区搞一对一帮扶助学的活动，也资助过几个学生。

　　我的收入比院长高

　　记：听你的同事和领导说，去年年底你曾经给了一个病人两万元。

　　崔：是一次。当时病人是从湖南来打工的，非常年轻，才20出头，本来筹好钱来治病，但不知道病得那么重，来检查、确定病情就花了一万多元，进来要做化疗，就没有钱了。我打了报告给医院，但他不符合条件。

　　记：所以你就一次拿出了两万元给他治病？

　　崔：不是给，是共渡难关。不能看着一条年轻的生命在你手上溜走，当医生目的是治病救人。

　　记：这两万元对你来说，算多吗？

　　崔：应该是我一个月的收入。

　　记：你收入挺高的。

　　崔：是的，如果从正当收入来讲，我的收入是全院最高的，比院长还高。

　　记：所以这两万元对你来说也不算很多？

　　崔：也不能这么说。你看现在的年轻人都有汽车，买了新房。我干了这么多年了，住的是医院宿舍，坐的是班车。我不是不需要钱，但钱不是最重要的。

　　记：那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

　　崔：是生命，亲情。

　　忘不了老师给的12块钱

　　记：提到亲情，那你家人对你这样做怎么看？没有想过多留些钱给妻子，子女？

　　崔：我们家里人都是这样的，没有把钱看得很重要。穷惯了。我们今天能这样，已经很幸福。其实，我的家庭也没有别人想象中的宽裕，大女儿身体不好，下了岗又离了婚，我妻子娘家每年都需要我们资助。

　　记：有些人选择对贫穷视而不见，你或者也能那样。

　　崔：我不能。因为我从小穷惯了。我爸爸妈妈生了10个孩子，但养活的只有5个，为了能把我养大，把我姐卖掉了。我读大学才有名字的，到中学毕业还是用乳名，第六就叫“六仔”，我姐姐叫“三女”。如果不是共产党，不是解放，我很可能就不存在，死掉了，也没有机会上大学。

　　记：因为从小吃过苦，所以你理解那些缺钱的病人。

　　崔：我知道病和穷多折磨人！我12岁时就要去勤工俭学，人家读书的时候，我到戏院去霸位，为了赚一毛钱；人家在家过春节，我要到南海去挑煤，为了赚明年的学费，是这样长大的！

　　我妈妈在经济困难的时候病倒了。我读高二的时候，在家侍奉母亲，停学了大半年。班主任都说我不可能考上大学了。最后我考上了中山医科大学。妈妈去世，父亲病了，连来广州上学的路费都没有。老师给了我12块钱。我永远都忘不了。

　　记：有人觉得做医生见惯了生离死别，麻木了，不容易被感动。

　　崔：没有——有些病人去世，我们医生都会很悲伤。就肿瘤治疗来说，我们跟病人相处起码要一两个月，长期在一起，就有感情了，不像有些病种的病人几天匆匆就过去了。

　　收了红包然后全退

　　记：上次关于你资助病人的报道出来后，周围同事看到有什么反应？

　　崔：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没有人跟我提这件事。

　　记：你这样的医生会有医患纠纷吗？

　　崔：从医这么多年，没有被病人投诉过我。但我们科室有，我作为科主任也出庭受审，被病人辱骂过，我感到很难受，但也理解，他有痛苦要发泄。

　　记：像你这样经常出钱帮病人治疗的医生，收不收病人红包？

　　崔：我也收红包。(打开抽屉)我这里就有。病人一来就送红包，他是有两个目的的，一部分人是图个吉利，还有一部分人是怕医生不给他好好治，送了红包就安心了。你当时就拒绝他们会不安心，等出院的时候退给他们。

　　记：所有的都退回去吗？

　　崔：是的。

　　记：病人拿着退回来的红包是什么反应？

　　崔：很高兴，相处两个月了，大家互相有感情了，也不会出乎意料。

　　记：你周围的人会把红包退回去吗？

　　崔：应该都退的，当然也不会因为退一个红包就去说。

　　记：那你怎么看现在社会上医生收了红包又没有退的现象？

　　崔：其它医院我也听说有，不但是这样，有些医生从开药中拿回扣也是有的。主要是有些医院效益不好，医生付出多，收入低，为了买车、买房收了病人红包。

　　如有救助基金我干吗掏钱

　　记：社会普遍认为，医生应该是一个收入挺高的群体。

　　崔：很多地方医生一个月收入只有五六千，护士只有一千多块。当然医生索要红包是不对的，但政府可以自己问问自己，政府给了医务人员多少？

　　记：你怎么看现在医患关系紧张这种局面？

　　崔：很多东西是炒起来的。

　　记：你觉得媒体有责任？

　　崔：有些医生是有问题，但绝大多数医生是凭着良心做的。看病难不是医院造成的，政府的政策有问题，老百姓把气发在医生、医院身上是挺可悲的。就好像社会如果有救助基金，我干吗要自己掏钱？我的钱多吗？根本就不多。但是你没有(救助基金)啊！

　　记：那医生呢？你觉得有没有责任？

　　崔：有些医生没有从救死扶伤出发，给钱就好好干，但医生是一个群体，任何一个群体都会有这样的人，没有是假的，但不是主流。

　　记：你觉得可以怎样去改善医患关系？

　　崔：多正面宣传。正面的信息给人的鼓舞是很大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严艳实习生向雨航通讯员黄金娟张流祥

　　人物档案

　　崔念基，放疗科教授。广东南海人，1944年出生，1963年考入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毕业后去韶关农村工作了16年。1986年至今在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工作，主管医院放疗科11年，两年前退休返聘仍在医院担任放疗科主任。

　　图：

　　崔念基每年都资助病人一两次。本报记者卢汉欣实习生张莎莎摄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