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老汉账本折射出农业困境

　　作者：洪巧俊

　　一个被农业部授予的“全国种粮大户”却对种粮失去了兴趣。原因是种粮成本增加，卖粮价格降低。这位农民就是中国著名的“吨粮县”——山东省桓台县刘茅村的农民刘世用，去年他承包了106亩优质土地种植较高等级的小麦。

　　60多岁的刘世用有一个帐本，帐本上算着种粮的成本：短工去年每天15元，今年涨到20元；因油价涨，租用机械也上涨了5元，加上农药、化肥涨价，每亩地比去年多支出60-70元。农资、人工等加上大约每亩150-200元的土地租金，成本接近每亩400元。而麦子亩产1100斤左右，一亩收入不到400元左右。刘老汉是大面积种植，相对普通农民成本还要低些。据报道今年普通农民种植的麦子每亩平均收获900斤，比刘老汉要少200斤左右，也就是说，这些农民种粮亏得更多（2006年7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由此可见，这种困境并非是刘老汉一个人的困境。现在很多粮食产区出现了惜售现象，把粮食储存起来，想价格高点来抛售。本月18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说，今年中国夏粮总产量达到1138亿公斤，增产74亿公斤，但粮食生产价格比去年同期下降0.6%，其中，谷物下降0.5%，小麦下降4.0%。当人们惊讶于中国经济上半年以创纪录的10.9%的速度增长时，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速却回落了0.6个百分点。

　　粮食价格低迷，使得刘老汉夏粮收获后不再种粮，而是种了40多亩西瓜，剩下的都种了大豆。我担心的是刘老汉会雪上加霜，因为种西瓜比种粮食存在着更大的风险。粮食价格低或卖不出去可储存，但西瓜是难以储存的。7月24日《山西晚报》报道了山西运城瓜农遭遇了近年来西瓜价格的冰点，平均每斤只2—3分钱。低廉的价格已逼近瓜农心理承受能力的底线。7月1日，运城市盐湖区北相镇西张贺村瓜农张百望到临猗县城卖瓜，返家途中，三轮车被临猗县交通部门扣住，要求交465元的养路费。张百望打电话让妻子李爱芳送钱来。电话中李爱芳一直抱怨瓜卖不了，车怎么又被扣了。当日下午，李爱芳却上吊自杀了。

　　“现在，工人涨工资，教师涨工资，我们这里的干部每个月工资都涨到3000多元了，为什么粮价还下跌呢？现在农民做建筑工人每个月至少1500元，这样下去，耕地有重新撂荒的可能。”刘老汉的担忧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中国的农民还必须面对这样的现实，粮食要象石油那样涨价，公务员加工资那样幅度上升，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农民惜售粮食，价格也不可能上涨到能盈利不错的价格。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在遥远的美国，农场主可以把他们更为低价的粮食出口到中国，这将导致中国的粮价无法上涨。而据美国农业部2006年第一季度预测，2005/2006年度全球小麦和大豆产量稳定，玉米和稻米的产量将有所增加，全球粮食现货价格比上年下降了2.87%，粮食期货价格下降了9.42%。因此，在短期内即使粮价上涨，也不会太高。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的20多年，农村在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能量释放出来之后，农民的收入一直徘徊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农民种庄稼并不是一二天就能见效的，且大多都是周期比较长，费力却不赚钱。尤其是种粮食更难赚钱，碰到欠收和灾年就要亏本。这就是农民大多出去打工而不愿务农的根本原因。此外，农资价格上涨也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收益。就是粮食涨价，也往往跑不过农资涨价那条腿。有农民反映，去年化肥每100斤一般涨了4元，种子和农药也涨价了。中央政策给农民的实惠相当部分被农资价格上涨抵消了。

　　欧盟政府每公顷农地补贴是300-350美元，美国是100-150美元，中国则大约25美元。在税费改革前，中国每年在每公顷农地上不是补贴而是收取100-200美元。中国的农业历来是脆弱的，农业基础设施本身就比欧美差，可至今还是在“啃老”。曾去农村调研，老农对我说，农村水利设施几乎都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前兴修的，由于投资不到位，有的年久失修，农业水利设施的后劲不足，加上农村生态环境遭受破坏，水资源愈来愈短缺，过去锄头一钩，水就能流进稻田，如今却要用水泵抽水，显然就增加了成本。

　　我们农业竞争力远远低于土地和资本集约的美国。“在发达国家的农民收入中，有三分之一是政府的补贴。”农业部部长杜青林说，中国现在还不可能也没有条件像发达国家一样，给农业以高额的补贴。杜部长讲的是实话，不可能高额补贴是因为我们的国力有限。但是国家拿不出高额补贴让农民大力发展生产，而欧美国家又拿出高额补贴发展农业，而一旦这些国家的农场主以更低的价格冲击中国的农产品市场，中国的农民该如何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