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记者救助杀人嫌犯

　　日前，郑州市一名叫郭宝尚的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被送到医院后危在旦夕。救治需要医药费，但嫌犯亲属说家庭贫困，出不起；送他去医院的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河南某报记者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此举见报后，却引发诸多质疑，被指作秀。

　　对义举的质疑是生命冷漠

　　面对危在旦夕的生命，任何人都有权利去挽救。在这种危急关头，采写新闻的记者首先是一个公民，其次才是一个记者，其勇于伸出援助之手，体现了一个公民高尚的道德品质，值得尊重和学习。一个犯有命案的犯罪嫌疑人，也享有公民的权利，理应得到救助，而不是被社会抛弃等死。

　　义举没有得到应有的社会赞颂，这不仅是让施救人寒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这种貌似义正词严的质疑声中，我们“读”到了一种“生命的冷漠”，令人战栗和不安——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垂危的生命在面前无助地死去吗？难道记者就应该见死不救、袖手旁观吗？很显然，如此“生命的冷漠”，即源于一种狭隘的生命救助意识——认为危害社会的“坏人”不应该得到社会的救助，他们的生命权不值得尊重；也折射出一种社会道德危机——在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下滑的语境下，只要有人做出道德的义举，就会引起外界的质疑和不信任。（陈一舟）

　　个人义举难救制度之弊

　　究竟该由谁埋单？在公安系统中，似乎形成了一个惯例：或从侦查费里支出，或给政府打报告，从财政上拿这笔资金。如果民警们见死不救，群众会说他们不仁义，但这笔不小的费用在办案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很让执法者为难。在嫌犯家属没钱给亲人看病的情况下，医院如果眼看着犯罪嫌疑人未得到及时救治而死在病床上，或者把犯罪嫌疑人赶出医院，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因为该犯罪嫌疑人涉嫌重大案件，其生死与案件侦查、侦破直接相关。同时，从嫌犯首先是公民的角度来说，政府民政部门也更有义务救助他们，无论何时，政府对公民最终都有保护、救济的义务。

　　此次杀人嫌犯生命垂危，无人为其救治埋单告诉我们，记者的行为虽是一种义举，但我认为却不值得提倡。个人义举难救制度之弊，如果制度上的漏洞总要依靠个体公民的良心去弥补，这虽是道德的进步，但也是社会的退步。（李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