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教书

　　本报记者 蒋昕捷

　　与人们所熟知的“渴望上学的大眼睛”不同，这只眼睛的瞳孔已经完全被白斑遮蔽。照片的拍摄者王搏说，“照片上的人渴望教书”。

　　“当时他正说着女儿上学的事，他的妻子靠在炕边哭。我看见一滴眼泪从他的眼中

　　最痛苦的莫过于教了一辈子书自己的孩子却因穷困而辍学

　　王搏是甘肃省天水市甘泉乡的农民，从1990年开始他一直在拍摄西部失学儿童。2005年，国家对西部贫困学生实施“两免一补”政策后，王搏把镜头对准了乡村代课教师。他通常的做法是“拍几张照片，然后掏出笔记本，写下照片背后的故事”。

　　2005年12月7日，当王搏第一次见到赵老师的时候，赵老师已经无法继续教书。

　　“赵老师的家离学校有15里山路，路两旁都是悬崖。我去的时候冰雪封山，这条路足足走了3个小时。”在一位退休学区校长陪同下，王搏深夜11时赶到了赵老师家。

　　此时，赵老师的右眼只剩下微弱的光感，在这个海拔2800米的山区里，他无法独自在险峻的山道上行走。从11月开始，他向学校请了3个月的假，同时保证每月会拿出85元请一位乡亲替自己教四年级的语文和数学。一旁的老校长低声告诉王搏，县里补贴的这85元是赵老师每个月惟一的收入。

　　（以下摘自王搏笔记）我问赵老师为什么这10多年不去治眼病要苦熬着，他只是说了句没钱就潸然泪下。他的贫困和痛苦，很长时间梗住了我的喉咙。

　　赵老师家的院子不足50平方米，院子外就是悬崖。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子，屋顶上没有瓦，当地人在山里采石头破开，把石板墩在房上。一家5口人每天吃的主要是洋芋、大荞麦、小麦，一年只有300斤口粮。赵老师的妻子养了3只山羊，几只鸡，种着几亩地，尽管患类风湿多年，她还在操持着一家人的生计。

　　赵老师最近总在担心眼睛会失明，不能再教书，农活也干不了，他害怕正在上高中的女儿为此失学。我看见一滴眼泪从他的眼中滑落，他的妻子靠在炕边哭。同来的老校长也走到院子里抹眼泪。

　　那天早晨，山上特别清冷，树上结着冰挂，寒风裹着雪片往脸上刮。老校长告诉我：“代课教师付出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庭和孩子。对他们来说，最痛苦的莫过于教了一辈子书，自己的孩子却因为穷困而辍学。”

　　没资格当教师却每天坚持上课，放上良心教书育人

　　1984年，赵老师高中毕业，当时，父母年迈多病，他放弃了高考复读的机会，领着20个学生成立了一个教学点，报酬就是村里多分的两亩地。1992年，由于校舍倒塌，教学点被并入村小，从此赵老师成了一名没有编制的代课教师，每月由县里发放补贴，从15元、25元涨到了现在的85元，而同一学校的公派教师每月工资都在千元左右。

　　今年38岁的赵老师已经教了21年的书，不过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取得作为教师的资格。1995年颁布的教师资格制度条例规定，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中国公民，必须依法取得教师资格。

　　1997年，县里组织考教师资格证，赵老师仅仅因为无法拿出30元的报名费和100多元的吃住费而放弃。他为此后悔至今。

　　在学区校长眼中，赵老师确实“经验丰富，完全可以胜任小学教学”，但如果不是赵老师所在的边远山区公办教师奇缺的话，他可能早就被清退了。根据当地的规定，报名小学教师的人除了具备教师资格证之外，还必须有大专文凭。

　　王搏曾经替赵老师算过，自1992年在村小任教以来，他的总收入为1．26万元，而取得当地最便宜的“电大”文凭也要8000元，对赵老师来说，教师资格几乎是不可能跨越的门槛。

　　（以下摘自王搏笔记）赵老师所在的学校还有4间危房，我去的时候正值“大雪”节气，150名学生坐在没有玻璃的教室里听课。他们的校长——一位姓杜的代课教师正在教室外赶制挡风用的木板。或许是因为这样的条件，这所学校里公办教师只有2名，而包括杜校长和赵老师在内的代课教师有3名。

　　其中有一位姓朱的代课教师，妻子因病去世，欠下了7000元的外债，朱老师为此被迫去陕西省一家砖厂烧砖。眼见乡里找不到人顶岗，他把自己的学生拜托给了61岁的父亲。朱老师嘱托父亲：“要少种些地，用心教好这些娃娃，等还债的钱凑齐我就回来。”

　　在2004年的一次统考中，赵老师所在学校的成绩在全乡23所小学里排第二名。乡里请老师们介绍经验，杜校长说，“只是每天坚持上课，放上自己的良心教书育人”。

　　对于没有教师资格的人来说，这是为数不多的与公办教师同台竞技的机会。

　　鼓励学生走得越远越好

　　自从赵老师的照片在首都图书馆展出之后，一位姓吕的先生决定把赵老师接到北京，同时联系了一所医院。6月30日，赵老师来到了北京，英智眼科医院院长胡力中检查后判断，赵老师的右眼即使手术成功，恢复视力的可能性也只有5％。目前，赵老师的左眼也出现了严重的病变，因此医院将治疗重点放在保护好赵老师的左眼上。

　　右眼失明无疑是个坏消息，在一次媒体见面会上，赵老师还是一再地向帮助他的人们致谢。

　　当记者问及他的孩子时，赵老师从怀里取出一块手帕，手帕里包着两张还盖着钢印的一寸黑白照片——看上去像是从学生证上撕下的。“这就是我的女儿，今年上高二，成绩排前五名。这是我的儿子，今年上初二。”在赵老师看来，有了知识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离开北京之前，赵老师收到了厚厚的一摞6英寸的彩色照片，其中在天安门前的留影有12张，他要带回去给娃娃们看，告诉他们北京什么样。出人意料的是，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他们好好学习，然后走得越远越好”。

　　（以下摘自王搏笔记）去年临别的时候，赵老师说希望能借到钱医好眼睛。不过，哪怕就是一只眼睛失明，只要还能教书，他还是要将所学的知识传授给家乡的娃娃。

　　我在这个村子里转了转，全村360口人，22岁~60岁的光棍就有20人。在北村，许多小子（男孩）初中没念完就外出打工。

　　赵老师说，他家里有4个兄弟姐妹，父亲只让他上了学。在这个没人会写信的村子里，他至今仍然是学历最高的人，因此教书对他来说是一种责任。

　　据吕先生说，在北京的日子，赵老师晚上兴奋得睡不着，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大山，第一次坐火车，他说“我们村长都没见过火车”。

　　（蓝色字部分摘自王搏的笔记——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