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治伤员不能因人身份而异

　　□王毅

　　7月25日，在郑州市新华一厂家属院，一名叫郭宝尚的男子持刀致人一死一伤后自残，生命危在旦夕。郭宝尚住院后，救治需要医药费，但嫌犯亲属说家庭贫困，出不起；送他去医院的民警称公安部门没这项开支，拒绝出；医院上报民政部门，民政部门认为嫌犯不在救助之列，也不出。为了挽救杀人嫌犯的生命，河南商报记者白润岱为其送去2000元医疗费

　　白润岱的行为真的是越位了吗？难道记者在遭遇人命关天的事件时，就只能做一个忠实的纪录者，而不该去救治一个随时可能死亡的人（哪怕是嫌犯）？我的看法是，白润岱的行为并没有越位，他的行动体现了一位新闻记者所必须具有的人道主义情怀———悲天悯人、敬畏生命、关爱他人。

　　当然，由白润岱帮助救治嫌犯一事，引申出的另一个话题则更为严肃，也更具有普适意义，那就是：嫌犯该不该得到救治？

　　我以为，无论什么机构，在救治伤员时，都不应区别一个人的身份，这应是一个普适的原则。无助的小孩也好，濒危的嫌犯也罢，当他们面临生命之危时，他们的身份已经无关紧要，如果因为伤员的身份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救治态度，那么这种行为也可视为身份歧视。

　　这一点，正如白润岱所言：“郭宝尚虽然是一个犯有命案的犯罪嫌疑人，但他首先是一个公民，享有公民的权利，理应得到救助，而不是被社会抛弃等死。”更何况，即使是一个已经被判死刑的罪犯，在生命垂危之时，医院也必须对其进行救助呢。这样做的依据自然是，在人道主义面前没有所谓的领导与群众、良民与罪犯之分，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生存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对人的生命的尊重恰恰体现了对生存权的珍视与爱惜。从古老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到现在一再倡导的悲天悯人情怀，其宗旨都是旨在最大限度地去保护一个人的生命。站在这样的高度反观白润岱的行为，公众还会认为其行为是越位与作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