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美国的“最坏老板”与咱们的“救星老板”

　　美国工会组织下属机构“美国劳动者”最近正在全美征集职场“受气故事”，借以评选“最坏老板”。在已经收到的近2000份讲述“我所遇到的最坏老板”的“受气故事”中，有一个叫“瓦雷萨”的回忆自己在学生时代在快餐店打工的经历，说是吝啬的主管让他制作超标准的圣代买单，可是当顾客抱怨圣代太小时，这个主管却指责“这些孩子不懂规矩”；一个叫“罗斯”的讲述自己的老板从来不发奖金，而且要求手下的经理向工人施加压力以提高工作效率；一个叫“制图女孩”的则说她每周要工作50－80小时，而且没有加班费。

　　读罢报道，我的第一感觉是，除了那个“制图女孩”每周要工作50－80小时且无加班费、那个因“9.11”事件而被克扣100美元薪水确乎有点严重外，其余的“受气故事”大多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有点“小题大做”，而且大多是发生在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前的“陈年老账”。相信许多中国人看了这个报道，会有与我差不多的“第一感觉”。

　　可是，你发现吗？问题恰恰就在这种“第一感觉”里。

　　首先，为什么人家美国人把“鸡毛蒜皮”的事拿出来“小题大做”，或者把“陈年老账”翻出来清算？答案其实很简单：一是这样的“鸡毛蒜皮”小事，在美国人看来，皆无法接受，无法容忍，以致多少年过去了，依然记忆犹新，依然耿耿于怀；二是人家就这么一点事，即便把“陈年老账”一起翻出来，充其量也就是些“小事”而已。

　　其次，美国人因受气把这些老板列入“最坏”行列，而咱们中国人对此的感觉竟然是“鸡毛蒜皮”、“小题大做”，何以有如此的悬殊反差？是因为我们没有切身感受而变得麻木不堪？抑或是因为我们特能忍让、特宽容之缘故？恐怕都不是。

　　说到老板，咱们中国多的是，从几个人的小店，到几万人的大型企业，都在老板一人之下。但中国没有“最坏老板”。相反，不少中国老板因为纳了税而成一方“财神爷”，或者因为解决了多少人的就业——生存问题而成一尊“救星”，所以个个都是好样的。中国的许多老板，正是以“救星”自居的。既然是“救星”，既然是养活了你和你的一家，那就赶快歌功颂德、知恩图报吧！而知恩图报的最佳方式，便是以十二分的努力无条件地为老板创造大把大把的利润。于是，面对“救星老板”，只有卖力的份，即使是低得不成样子的薪资，即使是工资欠了一个又一个月，即使是无休止的加班加点，即使是再恶劣的工作环境，即使是人身受到限制，也没有可以计较一下的理由。其实，也由不得你，想要计较吗？对不起，那就等于在摔你自己的饭碗。“救星老板”当然不是好惹的。这样，权利与义务原本理应对等的劳资关系，在一些“救星老板”那里却变成了另一种主宰关系。

　　而这方面的事例，我们听得还少吗？且不说多少矿工因冒险作业而葬身矿井的，也不说多少人因职业病缠身而英年早逝的，只是在报道美国人评选“最坏老板”的同一天《新民晚报》上，就有这样两则：一是批评上海一家专卖点居然规定员工每天只能上3次厕所，每次必须签名，且对如厕时间的长度以及违者罚款都作了具体规定；二是“职场方圆”版以《加班，又是加班》为题，披露上海四成劳动者处于超时工作状态，“朝九晚五”成了“朝九晚无”，同时刊登了《拒绝加班竟遭辞退》、《维权成本太高》、《当加班成了“文化”》等一组读者来稿。

　　实事求是地说，咱们这里的不少“救星老板”，说是“救星”，实不比人家的“最坏老板”好多少，有的甚至心更黑，手更辣。因为这样的事例见多了听多了，所以我等之辈对美国人的几个“受气故事”才有“鸡毛蒜皮”、“小题大做”的“第一感觉”。

　　这就值得我们反思了。事实上，在维护劳动者权益方面，我们有许多事要做，比如企业里的工会组织该如何发挥维护员工权益的作用，真正成为职工的主心骨；比如我们的劳动法规该如何进一步完善起来，尤其是对那些严重侵犯员工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老板”，不能以简单的罚款了事，而应当课以必要的刑罚，以确保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得以兑现，等等。

　　劳动光荣。尊重劳动与尊重劳动者的权益是一致的；惩罚“问题老板”与维护劳动者权益也是一致的。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个理念，应当营造这样一个职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