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妇女教育控制人口

　　□薛涌

　　中国应该通过给妇女提供教育机会，塑造自愿少生的生育行为。如果国家设立专门的基金用作妇女的奖学金，甚至创建各个层级的女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女性上大学，让农村妇女进城受教育工作，这样，中国的生育率可以不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而下降。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中国的生育率从1980年每个妇女2.29个孩子跌到如今的1.69个，远远低于维持稳定的人口水平所需要的2.1的“替换率”标准。如今中国经济的繁荣，和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也密切相关。但是，展望未来，中国面临的人口挑战，比计划生育要复杂得多。

　　首先，中国面临严重的人口迅速老化问题。我去年曾撰文指出，在5年多左右的时光，中国的劳动人口总数就会下降，劳动人口可能到2009年就达到顶峰，然后持续下跌。到2030年左右，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达到25％左右，超过美国当时的水平。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年轻劳动力来维持经济增长的势头，养活退休人口，将成为中国本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第二，人口结构、质量等方面存在不少要认真解决的问题。一是性别比例的失调。独生子女政策加上传统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和现代科技，使“传宗接代”的男婴出生率远高于女婴。在南部一些省份，男婴数量竟超过女婴的30％。有专家估计，到2020年，将有3300万左右的适龄男青年无法结婚。这不仅会刺激非法的性产业的发展，使艾滋病的蔓延更难控制，破坏社会稳定，而且从越南、老挝等周边地区走私新娘的活动也将变得势难阻挡。这些异国新娘往往来自当地社会的下层，缺乏教育，应付一个陌生的文化和语言中非法的生活非常困难。她们的子女也比正常人口更容易沦入没有技能的弱势阶层。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国的“超生游击队”常常以民工的形式出现在城市。城市的教育系统歧视这些人的孩子，使他们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机会。这等于降低了我们下一代的人口质量。

　　中国仍然需要控制人口。但是，在控制人口的同时，不仅要考虑老龄化的速度，还要考虑人口质量的提高。控制人口必然带来老龄化。只有一边控制人口一边提高人口质量，才能应付老龄化的挑战。道理很简单：只有人口素质提高，每个劳动力创造更多的产值，才能有剩余养活更多的老人。如果中国的经济20年后还停留在现在的低端制造业的水准，就会失去后劲，并引发社会危机。因为到时候没有足够的劳动力，靠人海战术的“衬衫经济学”已经行不通。每个制衣厂的工人挣的钱勉强养活自己，如何还能分出一部分养活老人？

　　所以，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既能控制人口，又能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控制人口的目标，可以通过市场的手段所塑造的自愿生育行为来达成。

　　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推行妇女教育政策。把相关的经费，全部用来建立一个妇女教育基金，资助育龄妇女读书。这样，妇女有了教育机会，有了妇女权利的观念，有了好的工作机会，就会自动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而妇女受教育越高，教育自己的孩子就越称职。妇女教育基金等于塑造了一代训练有素的家庭教师，使中国的教育质量、人口质量大幅度提高。这样，我们既控制了人口，又提高了全民的教育水平，为中国向高端产业转型作好了人才准备，可谓一箭双雕。

　　这一政策并非凭空想象，而是根据战后各国的实际经验总结出来的。道理很简单：一个农村的妇女，如果中学毕业没有学上，没有好的工作，被男尊女卑的观念和习惯所控制，她就可能早早结婚，给丈夫的家庭当传宗接代的工具。但是，如果国家给她奖学金，让她读书，以后会挣比男人还高得多的工资，她还会甘心情愿地为人当生育机器吗？她更可能进城上大学。大学毕业，有了极好的工作机会，她也不愿意耽误，会推迟婚期，推迟生育，甚至最后不生孩子。

　　以美国为例。美国在1950年代婴儿潮的高峰，一个妇女平均生3.5个孩子左右，到1970年代，这个数字跌到了1.7左右，和中国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的出生率大致相当，但人家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为什么呢？一大原因，在于1970年代是女权运动的高峰。年轻妇女不仅意识到了自己的权利，掌握了避孕技术，而且获得了大量上学和工作的机会。一系列统计数字表明，学历越高的妇女生孩子越少。比如，1994年美国平均每个妇女所生的孩子已经回升到两个以上(这和移民的生育行为有关，但仍低于2.1的人口替代水平)，但有大学文凭的白人妇女，平均只生1.7个。有大学文凭的黑人妇女则生得更少。

　　在中国周边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社会，出生率就更低。以2000到2005年平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的孩子计，澳门为0.84，是世界最低；香港为0.94，为世界第二低；韩国为1.23，排世界第七；日本为1.33，排在第21；新加坡为1.35，为世界第24。这些地区，全无计划生育政策。相反，政府想方设法鼓励大家生育。但是，人家的生育率比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创造的低生育率还低得多，乃至促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原因很简单，妇女受教育的机会增高，男女平等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高度城市化，养育孩子的费用提高，同时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越来越多的妇女选择了自己的事业和经济机会，放弃了生儿育女的传统职责。

　　中国应该通过给妇女提供教育机会，塑造自愿少生的生育行为。如果国家设立专门的基金用作妇女的奖学金，甚至创建各个层级的女校，让尽可能多的适龄女性上大学，让农村妇女进城受教育工作，这样，中国的生育率可以不通过计划生育政策而下降。当然，我们不能指望中国的出生率会自然降到日本的水平。其实，降到那么低的水平将引发我们无法承受的老龄化，并非好事。实施妇女教育计划，也可能在短期内使出生率提高。但从长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速度看，这样的出生率很快会回落。五六年内多生的孩子，正好为20年后中国的老龄化社会提供良性的劳动力缓冲。所以，现在是改革人口政策的最佳时机。

　　看看战后各国的人口与经济发展，出生率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妇女的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降低到我们目前人口的水准。这一规律几乎放之四海而皆准，还没有一个主要的国家和地区例外。在中国也将不会例外。特别是韩国，在1955到1960年，每个妇女平均生6个孩子以上，比同期中国的水平还高，但现在下降到了1.23，比我们计划生育后的生育率低得多。在未来10年，中国经济将进入韩国20年前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人口出生率自然回落的阶段。人口增长仍然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但不应该引起我们的恐慌和过度的反应。(作者系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P1173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