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芳：我与金山

　　金山最早的出现，是在1941年6月《新华日报》的一则消息，当时他和王莹随赴南洋演出的中国救亡剧团回国，在重庆文艺界引起一阵小小轰动。听说金山和王莹是一对恋人，

　　1942年1月，郭沫若写出他的剧本《屈原》，我们一批人到他的住处去听他读剧本，其中当然有金山——郭老心目中的屈原形象！我在《屈原》剧中扮演婵娟。和金山共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了。

　　这样的共事很平常，我早期和崔嵬、魏鹤龄、周峰、江村合作排戏一直都很默契，台下我们也是好朋友，跟朋友的话比跟丈夫余克稷的话多，已经习以为常了。而金山的特点是在人群中有种与生具备的亲和力，让周围的每一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可信赖的人。金山是个影剧两栖演员，有着丰富的演艺经验。在跟婵娟的对手戏里，尽管两个人的表演风格不同，但我就像是和一个熟练的舞者共舞，随着他的舞步，毫不费力地转着转着……以前重庆观众对金山只是久闻大名，而他山城的第一出戏，就把屈原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演得地动山摇，所向披靡。

　　《屈原》演出的成功，也惹来街谈巷议的传言：金山在同时追求重庆舞台上的“四大名旦”——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秦怡。怎么把我也扯上了？我心里很烦。我能做的只有回避，甚至连舞台都不想上了。

　　《屈原》剧组在重庆演出后准备“移师”北碚，我表示退出这次巡演。执行导演应云卫急了，赶来找我谈话，并保证一定不让我在北碚演出期间受到干扰。我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屈原》演出的重要意义，那就跟着剧组去吧。

　　在北碚演出期间，我和金山除了“台上见”，平时几乎连面都不照，见到也是和大家在一起，彼此也没一句话。台上的屈原和婵娟仍然生死与共、赴汤蹈火，但台下的金山和我却如履薄冰，彼此都在回避对方。终于我们的演出告一段落了，回到住地兼公寓，我洗了个澡，站在窗台前吹长长的头发，望着静夜的院子里婆娑的树影，心情很平静，也很愉快，因为我们在北碚演出的《北京人》、《屈原》都很成功。

　　突然，庭院树影后闪出一个人影来，迟疑地站在那里，不向前，也不后退。我定睛一看——是金山。看着他诚惶诚恐的样子，我心软了。我们就这样隔着窗台和一排矮松围墙，一里一外聊起来。金山向我谈了他看《北京人》后的观感，说我的表演真纯、深沉，使他震惊，完全不同于婵娟……金山跟我讲了他的家庭、他的经历、他的失恋、他的不甘、他的发奋……他双腿不断地倒换着重心，最后实在站不住了，说声“对不起”，回去拿来一张方凳，坐在窗外。我们就这样隔窗直谈到东方发白……最后谈到他的理想时，似不经意地说了句：“那天我‘上山’去看见你了。”这话让我怦然心动——所谓“上山”就是红岩村——那正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的所在地！难道他？

　　正是，金山早在1932年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了，现在他也直接受着周恩来副主席的领导。金山的这个身份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也使我对他的防线松动了。过去，我一直“恨”余克稷不关心政治，余克稷也一直对我的政治热情不闻不问，我们除了性情上的冷热两极，政治理念方面也缺乏相通之处。毋庸置疑，就在那个瞬间，我感情的天平向金山方面倾斜过去了。

　　北碚夜谈后，金山开始进入我的生活。加之在《屈原》之后我们又同台演出话剧《家》，他演觉新，我演瑞珏，两个月的亲密合作，我的婚姻彻底瓦解了。

　　终于，我向余克稷正式提出离婚，他总说：“再说吧。”“再想想。”

　　真的要离开余克稷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那天，我收拾好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一边等余克稷回来，一边把他换洗的衣服一件一件检查过，该补的补好，该钉扣子的钉好，叠得整整齐齐。最后，我在外间坐下，静静地等着余克稷回来。

　　那天，还不算太晚，余克稷显然是提前回来的，可能他也想看看我是否真的走了。钥匙一响，门从外面推开，余克稷第一眼便看到我还端坐在家中，脸上骤然一片灿烂的阳光，喜形于色地说了声：“呵，你没走！”仅仅一秒钟，他脸上的表情使我感动了——你要是以前就这样表示一下，我也不是非走不可的呀！但是，我们的关系早已冰冻三尺，这样一抹骤然的“阳光”已经不能暖化它了。我轻声说：“我在等你回来，把钥匙交给你。”余克稷的表情又立即回到平时那种“没态度”的样子，一个人默默走进里屋。

　　不记得我是怎么走出家门的，只记得那天下着不大不小的雨，我拎着小小的箱子，一坐进黄包车就哭得泣不成声。

　　也许是我错了

　　不久，我跟余克稷离了婚，也想躲开金山。在我感情的天平上，和这两个人的分与合始终不是因果关系。当时我只想离开重庆——离开余克稷，也离开金山，去桂林，重新开辟我的舞台天地。但我的决定却被夏衍、曹禺、吴祖光几位前辈、师友劝阻了，郭老为此还写了封长信给我，实在是担心我在外太不会保护自己了。况且，这时期恰好周副主席正在延安参加整风，我无法听到他的任何指示。

　　没有办法，只能跟着金山走。一段时间，我和金山，还有金山多年合作的好朋友沈剡，挤在一间小公寓里，过着集体宿舍般的生活。金山为此很负疚，但我倒感到一种欣慰——离开余克稷本来就是准备过苦日子的。

　　金山这段时间对我很好，但周围的压力对他也很大。圈内的前辈、同事都在告诫他：“张瑞芳是个很单纯的女孩子，你可不能当儿戏！”金山很委屈，争辩道：“难道你们就不相信我对瑞芳是认真的？”为了证明他的真心诚意，他把我们的通信交给周副主席“审阅”（把一些过于缠绵的话用白纸条贴起来）。周副主席叹了口气，说道：“都已经这样了，就只有祝福你们了。”

　　看来，做朋友和做夫妻实在是两回事。以前我眼中的金山只在舞台上，只在文艺界，只在党内，我是他最好的搭档、同志和恋人。但当我要作为他的妻子全面涉足他的生活时，我“晕”了。首先，金山家族成员的各种社会关系，成为十分招摇的党、政、军、商、文人的大会合。杜月笙是主婚人，因为金山是他的关门弟子。

　　婚礼之后，生活终于平定下来。我们借住的“新房”堆满了贺礼，不过我最钟爱的还是那块来自延安的挑花桌布，非常雅致。来访的客人都说：“这块桌布真好看！”我总无限感慨地说：“噢，那是远方亲戚送的，他们不能来。”这家“不能来”的亲戚就是周副主席和小超大姐呀！

　　尽管我也知道，金山周旋于这些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有着一层来自“山上”的派遣。事实上他也的确做了很多工作。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无法习惯这种场合，和大宅里的夜生活——抽烟、喝酒、搓麻将、打“梭哈”（赌博）、跳舞、嬉笑，半夜三更闹哄哄的。看到金山对此种生活的倾情投入，我眼中聚集的那个人变得模糊了。

　　当然，金山还有其他事情在做，当时他在大哥、三哥的支持下，正向当局申请组织一个小小的文化团体去美国。他有过海外演出经验。金山在为这些事上上下下找关系，忙得不亦乐乎；同时还为剧社执导准备在暑期里去内江和自流井等地做旅行公演的话剧。我在这次旅行公演中，演了金山执导的几部戏——《牛郎织女》（吴祖光编剧）、《草木皆兵》（夏衍等编剧）、《人约黄昏》（施谊改编），在重庆以外的周边地区跑。只有在共同创作演出中，我才感到自在一点。

　　1944年的前前后后，我和金山携手跨入共同生活的门槛，放眼望去，有很多地方我感到无所适从，我有失落，也有伤感……⑥1

　　（摘自《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金以枫执笔2006年1月出版）

　　链接：1950年，张瑞芳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1953年，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排练演出，导演是孙维世，金山扮演保尔·柯察金，张瑞芳扮演冬妮娅。谁也想不到，金山和孙维世相爱了，爱得那么大胆，那么炽热，那么不顾一切！张瑞芳理智地和金山办理了离婚手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