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育从“套子”里走出来

　　契诃夫写过一个“套中人”。他穿套鞋，带雨伞，伞装在套子里，表装在套子里，削铅笔的刀也装在套子里。他戴墨镜，穿绒衣，耳朵里塞着棉花，脸也藏在竖起的衣领里。他一坐上出租马车，就吩咐车夫支起车篷；一进屋就关上房门，睡觉都用被子蒙着头。他整天念叨一句话：“哎呀，千万不要惹出什么事端！”结果，他的小命葬送在他自己惹出的事端里。

　　现在的学生大都是独生子女，学校惹不起事。于是，不自觉地搞起了“套子型教育”，恨不能把所有的学生，时时刻刻都装进“套子”里。

　　先是说重庆某中学的安全教育，竟作了“不要和陌生人搭话”的规定（9月7日《重庆晚报》）。那是一个大套，只要学生离开校园一步，就想把学生整个地套进去。仿佛学生装进套里，跟陌生人隔开，就可以安全地出入于社会了。

　　再说北京某小学，除了上厕所、喝水，课间甚至不准学生在教室里走动。这是一个小套，让学生在这样的套子里呆着，自然连磕磕碰碰的小事也没了。弄得学生放学后性情暴躁，回到家，乱发脾气，乱甩东西，甚至用头往沙发上撞（9月25日《北京晨报》）。

　　好学生、坏学生的标准，也是一种套。上海有个叫王楠子的学生，读中学时，就因上课爱接老师的话茬，爱开玩笑，遇到老师要把体育活动课改成正课上，爱带头起哄，总想从套子里探出头来……结果，被视为“标准的差生”，在上海混不下去。同样的行为带到了美国，王楠子却屡屡受到老师表扬，现已成长为一个小有成就的动画天才（9月25日《东方早报》）。

　　还有更可怕的套子：只准学生把“雪融化了变成什么”的答案，说成“泥水”，不准说成“春天”；只谁学生把“闲敲棋子落灯花”，解释成“烦躁”，不能解释为“闲适”；只准学生写“大光明电影院欢声笑语”，不准以电影院前的乞丐，写“‘大光明’也有‘不光明’”；甚至于害怕学生读《杂文报》，理由是受了影响说真话，会影响作文得分……

　　有了这样里三层、外三层的“套子”，学生的身心安全恐怕是没问题的了。但禁锢不是教育的代名词。尤其是要建设一个创新型的国家，培养创新型的人才，这种“套子型教育”扼杀的，恰恰是学生的创新精神。因为“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陶行知）”，这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只求毕业之前不出事，不惜培养出跟陌生人不敢说话，下了课坐在教室里不敢动弹，跟老师不敢开一句玩笑，更不敢说真话，不敢有自己一点思想的学生，那肯定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是对时代的不负责任，而且是对民族和人类的不负责任。用陶行知的话说：“在教师手里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教育必须从形形色色的“套子”里走出来，否则，教育没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