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再高的挪威人也没有他高

　　———易卜生家乡行

　　文化谭

　　编者按：剧作家过士行受挪威奥斯陆开放剧院邀请，以易卜生的名句为灵感创作十五分钟短剧《遗嘱》，并于9月赴挪威参加了纪念易卜生逝世百年的短剧展演活动。

　　北京的草开始发黄了的时候，挪威的草还是绿的。这个纬度比中国高得多，能看见北极光的国家，冬天比北京还要暖和许多，这是我来到此地才知道的，可以算是一个意外。

　　当年海盗的后裔今天温文尔雅，也是你绝想不到的。

　　我猜他们靠两步走到今天：第一步是他们的祖先在抢夺外国财富的时候，不经意把上帝抢了回来，上帝改变了这个民族；第二步就是易卜生，经由易卜生，挪威的社会和人心的道德追求有了极大的提高，人们尊重别人的自由。

　　从不得志到享受永恒

　　可以说没有易卜生，人们对挪威就不会那么刮目相看。

　　一提起挪威人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易卜生。国家剧院的门前赫然矗立着两座铜像。左面是易卜生，右面是比昂森；这两人都是当时的巨匠。比昂森在挪威红极一时，他的戏剧多是大团圆结局，受到官方和世俗观众的喜爱，连诺贝尔奖都选择了他而非易卜生；而易卜生的戏剧直面社会人生的痛处，提出了新的道德价值观而遇到时代的抵触，生前在挪威并不得志。所以比昂森的雕像昂首挺胸，踌躇满志；易卜生低头蹙眉，一副被困天堂县卖马的秦琼架势。时光飞逝，比昂森被人遗忘，易卜生却得享永恒。

　　顺便说一下他们俩并非一时瑜亮那样不相容，而是儿女亲家。

　　易卜生在国内感到压抑，36岁的时候离开祖国先后到意大利和德国定居，直到63岁的时候才回来。那时候他已经是被整个世界接受的大师了。国家剧院的人还说到了一个趣闻，那就是他的出走并非全是因为戏剧偏见，易卜生身高一米六二，在到处都是一米九二的大个子国度里，于生活中也难以出头，故而羞愤去国。这是笑谈。如今再高的挪威人也没有他高，他的雕像足有十几米高。

　　今年是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挪威举办了纪念活动，我的一个十五分钟的短剧承蒙他们看中，由著名的开放剧场邀请来此观看演出。

　　到了曲阜当然要祭拜孔子，到了挪威自然要瞻仰易卜生。在奥斯陆的易卜生博物馆里，不仅可见到他的珍贵手稿，还可以看到刚刚被文物部门从乡间找回的他的澡盆，一位农民用它来饮牲口。易卜生在这里租用了一套有七个房间的三百五十平米的公寓，昂贵的租金全部靠稿费支付。有人说他晚年很看重稿费，我想房租大概是一个问题吧。

　　娜拉仍然随时准备出走

　　易卜生在这套房子里一住十五年，直到去世。令人诧异的是他的书房里悬挂着他的“敌人”斯特林堡的巨幅画像，这位瑞典戏剧大师生前对易卜生毫不留情，总是和他唱反调。

　　易卜生尚健在时就请来这么一个对头朝夕相处岂非多事？

　　易卜生说：“有他苛刻的目光注视着我，须臾不敢懈怠。”斯特林堡反对的主要是他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瑞典大师的内心深处有着和尼采“跟女人约会要带上你的鞭子”的共鸣。那时的妇女由于社会身份的原因，很难有什么深刻的思想，大师们知音难觅，轻视妇女也顺理成章。当然实际上那根鞭子也不过是个可笑的下不去手的道具，比如尼采和莎乐美、里尔克三人的合照，尼采手中所执之物即是。

　　易卜生在一百多年前就看出妇女的潜质并不比男人差，故而不遗余力地鼓励妇女解放，他首先获得了女性的理解和拥趸。在今天，妇女解放已经走到女权主义的年代，娜拉的故乡却在考虑实际问题。

　　《娜拉的儿女》这部现代话剧提出的就是自己的理想对别人会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娜拉想回家，她的儿女们却不愿见这位抛弃他们的母亲。开放剧场的负责人之一葛朗蒂女士就开玩笑说：“拿海尔茂的支票在今天也是违法的。她对家庭是不负责任的。”今天的挪威，那些金发碧眼的美女仍然随时准备出走，或是让男人出走，那样更省事些。她们非常独立，个性十足，不过她们与娜拉不同的是开始考虑自己的责任。

　　纪念易卜生的自由精神

　　开放剧场全部由这样一些独立自由的女性主事，她们把一个废弃的电焊车间捯饬成一个小剧场，二十年来艰苦奋斗，在北欧渐有影响。今年恰逢剧场建立二十周年，与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同时纪念，推出了易卜生国际短剧展演，从挪威、丹麦、俄国、波兰、塞尔维亚、葡萄牙、英国、美国和遥远非洲的马拉维以及中国的剧作家中邀请了十九位，每人写十五分钟短剧，以易卜生的自由精神为创作主旨，不限题材，只限时间。我接到使馆的邀请时并没有得到关于“自由”的提示，交稿后才知此事，大呼冤甚，幸好自由观念有如呼吸，无人提醒也会保持，否则休矣。我写的短剧名叫《遗嘱》，故事曾讲给法国日常生活戏剧的领袖温泽尔听，他说欧洲真正感兴趣的正是这样的日常生活，最见功力的也是这样的戏剧。一些前卫戏剧只能在少数艺术节上见到，大家只觉时尚而已，过后便被遗忘，很少有像贝克特那样深刻的前卫精神长期给人以影响。

　　戏演出后证明温泽尔的话是对的。在五花八门的十九部短剧中，这个戏被认为是最具易卜生精神的，并且深得易卜生的精髓。我则羞愧难当，只用了一点易卜生就被承认，而我真正下工夫的是迪伦马特啊。易卜生深刻，但是非分明，而真理并非是戏剧的追求。戏剧和文学都应该有超越是非善恶的追求。在戏剧中，真理永远都是说不清楚的。

　　我对这群金发美女说：“我爱开放剧场。”她们说：“我更爱你。”我说：“我会永远记住开放剧场。”她们说：“我更会永远记住你。”我说的是集体，她们却只说个人。这就是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吧。

　　□过士行（北京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