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全愈：教育的“修桶匠”

　　“其实，我不过是个‘补桶工’而已，与大伙一道为中华民族修补那块‘最短的桶板’!”这是旅美教育学家、美国迈阿密大学教授黄全愈对自己的评价。

　　一个朴素的木桶定理

　　“你们见过木桶吗?”在给国内高中生作报告时，黄全愈问道。

　　当年黄全愈在广西农村插队，每天都要挑着木桶到河边打水。天长日久，木桶需要修理。“就修那块最短的桶板吧……”生产队长对黄全愈说了这么一句话。谁曾想到，三十年后，黄全愈会把这个朴素的木桶定理写进他的博士论文，写上他每一本中文书的扉页——“一只桶的装水量，取决于最差、最短的那块桶板。”

　　这个搞教育理论研究的博士把中国教育比作那块短板，因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取决于教育的改革。

　　1988年，黄全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宾州约克学院讲学。他一边教书，一边读书，先后获得理学硕士和“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以后一直在美国大学从事教书、研究及中美教育交流工作。

　　“其实，我也没什么太崇高的境界。就像自己看到精彩的电视节目，如果家人没看到，心里总感到遗憾一样;在美国有了新的教育感悟，也总想与国人分享。”

　　黄全愈自称是个走村串乡的“修桶工”。“不是那种有一搭没一搭的‘季节工’，而是一个没日没夜的‘长工’!”他很认真地说。

　　“黄全愈难题”

　　谈起中国教育，黄全愈立即进入了那个近几年被教育界谈论很多的“黄全愈难题”:“为什么中国孩子年年获各种奥赛金牌，但中国高校无成人获诺贝尔奖?”

　　1993年，黄全愈在博士论文《中国教育的哲理困惑及分析》里，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教育的现状。2000年，随着《素质教育在美国》热销，这个问题在中国教育界掀起轩然大波。

　　黄全愈难题让人联想起一直徘徊在中国思想界上空的另一个难题——英国学者李约瑟提出的“李约瑟难题”: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中国发生?

　　如果说李约瑟难题引发人们从思维方式上去思考问题，黄全愈难题则从教育的角度将李约瑟难题具体化、现实化了。

　　中国传统教育重视考证、注释，讲究传道，授业，解惑;忽视启疑，创新，自主。顺着这个思路去思考黄全愈难题，答案就非常清楚了:为什么中国中学生年年获奥赛奖，但中国高校无人获诺贝尔奖?因为我们的教育，基本目标是培养以“学会”为目的的“考生”——寻找已知世界的现成答案者，而不是培养“会学”的、探索未知世界的“学生”，而奥赛需要“考生”去回答现成的答案;诺贝尔奖则需要“学生”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如果说创新是支撑一个民族崛起的脊梁，创新教育就是这根脊梁里的骨髓。

　　应不应该强调诺贝尔奖，应不应该把一个国际奖项当成终极目标?面对人们的疑问，黄全愈的思路十分清晰——“拿不拿奖，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我们的教育鼓励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不拿奖，但是我们不能不要诺贝尔奖提倡的探索未知世界的自主创新精神。”

　　创造性能不能教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认为我们可以像训练技能那样去训练孩子的创造性。黄全愈认为:创造性不能教，只能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培养。

　　黄全愈谈起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2000年，南京一位房地产老板建了一所中英文学校，请黄全愈在学校办两个“黄全愈素质教育实验班”。尽管分文不收，黄全愈还是接受了。

　　老板请教授在开班第一天给这帮刚上小学的孩子讲第一节课。

　　黄全愈走进教室，孩子们静静地端坐着，像所有学校的小学生一样，大家都“挺直腰，一条线”，把手整整齐齐地叠放在书桌上。黄全愈看到这个架式，临时改变主意，走下讲台，到孩子们中间“平起平坐”。

　　“我让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手从桌面上拿下来，放松自己。坐也行，站也行，想坐在桌子上也行，如果有谁想坐到地上，也可以。”

　　孩子们一听，全乐了，刚才的“小大人”一下子活了过来。

　　黄全愈的讲课形式古怪，内容也特别——全是问题，没有答案!

　　第一个问题就是:“衣服越晒越干，人越晒越湿，对不对?”

　　孩子们七嘴八舌，炸开了锅……

　　黄全愈说:“几十年前，我和你们一样，在幼儿园的时候，有一天，老师也问这个问题，我说:‘老师，不对，人也会晒干的!’老师骂我蠢。今天，没有蠢的答案，只有不同的答案……”

　　黄全愈一串一串的问题，让孩子们应接不暇。这堂课就在一连串的提问中不知不觉上完了。孩子们早已离开座位，团团围着黄全愈，有的搂着他的脖子，有的坐进他怀里……

　　天黑了，黄全愈正向大门走去，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追了上来:“黄爷爷，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月亮老是跟人走?”

　　黄全愈心里一热，蹲下身抱着女孩，说:“爷爷也想知道答案，等爷爷明年从美国回来，相信你一定有答案了。”

　　一年后，黄全愈回国，又给实验班上课——把上一年的问题再问了一遍，除了“为什么月亮老跟人走”以外，所有的问题都答得很好，而且孩子们还反过来问了不少让黄全愈“狼狈不堪”的问题。

　　黄全愈也听了实验班的课，其中有用英文做的《拔萝卜》的游戏。当“小老虎”、“小猴子”、“小猪”和“小白兔”合力把萝卜拔起来吃，并高兴地用英文说“萝卜真甜”时，一个坐在下面的小女孩，自言自语地用英文嘟囔:“老虎是不吃萝卜的!”

　　看着女孩，黄全愈心里一震!这不正是“实验班”要培养的不人云亦云、能独立思考的孩子吗?

　　当黄全愈再次回到实验班时，又一个两年过去了。他看到的是一群怯生生的孩子，是舞台上一个整齐的方队，孩子们中规中矩，按照老师教的动作在跳舞，试图表现出“高度一致”。

　　尽管，这群孩子都讲流利的英语，但是，几年的应试教育让他们的灵性丧失。

　　2006年，房地产老板已移师上海，他请黄全愈吃饭。席间，老板对黄全愈说:“真对不起，我没能按照你的理念去教这些孩子。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无奈……”黄全愈望着一桌的饭菜，久久不语。

　　那群个性奔放、活泼好问的孩子不见了。孩子的灵性不见了!

　　黄全愈痛心地发问:“我们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说起这些事，黄全愈的眼睛湿润了。

　　中国基础教育“百慕大”

　　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抓得扎实，比一比同龄的外国孩子，中国孩子的“知识”要丰富得多，人也要聪明得多。

　　中国的基础教育到底是不是世界一流?

　　黄全愈讲了个流传很广的小段子。

　　1979年，有个中国访问团赴美考察基础教育，认为美国孩子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下午1点多就放学回家;课堂乱如集市……得出结论:美国基础教育病入膏肓，20年后中国科技将赶上这个超级大国。

　　同年，美国也派团考察中国基础教育，认为中国学生世界上最勤奋，起得最早、睡得最晚，学习最好。结论:再过20年，美国的科技将被中国甩在后面。

　　27年过去了，两家的预言都错了。到底错在哪里?

　　黄全愈比较了中美两国的基础教育，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中国注重学生掌握的“知识量”，培养孩子吸收知识的行为和能力。中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学、多练、多记、多考。

　　美国注重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孩子发现问题的能力和学以致用的实践能力。美国基础教育的“童子功”是多看、多问、多想、多干。

　　黄全愈在研究中建立了自己的“四区理论”，用人的两元性和行为的两重性为纵横坐标划分出人的四个行为区，由此指出，人的行为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直觉行为—确认行为—习惯行为—自主行为。其中，“自主行为”是创造力最集中的区域。用这个理论去分析，可以发现太多的中国学生过早进入第2区的“确认行为”，却遗憾地在此驻足不前了……然而，第4区的“自主行为”才是诺贝尔奖的竞技场。

　　黄全愈明确指出，中国传统教育使“自主行为”成为素质教育的盲区，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百慕大”，因而也成为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

　　这是黄全愈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当时他是否想到，十几年后他的研究将会对中国教育的变革产生影响呢?

　　黄全愈笑着说，“当时我想的仅仅是去剖析中国传统教育。我没想到中国会这么快就把建立创新型社会变成全社会的行动。”

　　培养一代智慧的孩子

　　从2000年开始，黄全愈每年暑假都回国，到全国各地演讲。

　　“在这个世界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你都不可能找到比中国的父母更关心教育的人了。”

　　黄全愈发现无论在哪里作报告，很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培养孩子?

　　美国学者贾尼丝·萨博提出的一个观点引起黄全愈深思。萨博认为不同的教育会培养出两类不同的孩子。

　　一类被称为“聪明的孩子”:他们能够知道答案，能理解别人的意思，能很快抓住要领，完成作业，乐于吸收知识，善于操作，长于记忆……

　　另一类则被称为“智慧的学生”:他们能提出问题，能概括抽象的东西，能演绎推理，寻找课题，运用知识，善于发明，长于猜想……

　　“我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时，自己都吓了一跳。怎么看，萨博讲的聪明孩子都是我们中国学生。”

　　“有一次，我到某重点中学作报告，互动非常活跃。突然，有个老师发言:‘今天我们的学生按年级排座位，初一在前面高三在后面。不知您是否注意到，越是前面的问题越多，越是后面的问题越少。如果我们的教育使得学生问题越来越少……’”黄全愈久久沉默不语。

　　如果经历了中国的基础教育，孩子们变成一个个不善于提问，缺少创造力的“知识桶”，这难道不值得中华民族去反思吗?

　　“我们的课文都是‘范文’，孩子从来都被要求带着崇敬的心态去理解、模仿。而美国学校则要求孩子谈自己的体验。我们考的是‘老师讲什么?’美国考的是‘学生想什么?’因此，我们的孩子总是忙于背范文、抄笔记，美国孩子总是忙于思考问题。”

　　“教育不能仅仅培养聪明的孩子，现代教育需要培养的是智慧的学生。”经过若干年潜心研究，黄全愈于2006年5月推出了新作《培养智慧的孩子——天赋教育在美国》。在这本书里，他系统地回答了在现代社会里“我们应该怎样教孩子”的问题，为改变中国传统基础教育开出了很多具体的处方。

　　“中国要在2020年成为创新型国家，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继续强力推行新课改，从小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改变人才的素质。”黄全愈努力使自己平静地说完这段话。

　　当预言成为现实

　　黄全愈对中国高考的批判是他对中国传统教育的又一次冲击。

　　1988年，黄全愈考察美国“高考”时就敏锐地意识到，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高考将会产生制约作用。于是，18年前，他就在《人民日报》上提出对中国高考严进宽出的反思。当时，骂声一片。

　　有个同学看了那篇文章，说黄全愈好了伤疤忘了痛，一个高考受益者怎么可以批评高考?

　　黄全愈多次动情地说:“其实，没有人比我对高考的感情更深。没有高考，我这个‘右派’的儿子，绝没有今天。插队时，实在想读书，就偷偷把初中校徽贴身戴了三年。但是，只有理智才能抖开感情的包袱。我们必须否定高考，才能达到否定之否定的新高度!”

　　在以后的比较教育研究中，黄全愈对现代教育中考试的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高考改革的文章。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担着风险联合出版了黄全愈的《“高考”在美国》。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高考的走向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十二条高考改革建议。

　　那一年，高考改革还是一个敏感话题。2003年10月，在北京地坛公园书市，《“高考”在美国》仅售出寥寥数本。散场时，散落在地上的宣传材料随风飞舞，一派萧索。

　　那段时间，为了让人们充分认识高考“认分不认人”的评价标准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严重制约，为了推介既认分又认人的“三合一”(高考+平时成绩+综合素质)的新选材理念，黄全愈马不停蹄地在全国各地开讲座。

　　在华中理工大学，7点半开始的演讲，7点钟连过道都挤满了听众。演讲结束后，学生久久不散，围着黄全愈热烈地讨论。一位老先生颤巍巍地挤进来，拉着黄全愈的手说，“我听说你今天在这里演讲，就赶来了。目的只有一个，我要当面对你说，感谢你对祖国教育事业的关心。你为华夏教育做的一切会被人们记住的。”

　　作为一个海外游子，还能有什么比这评价更高呢?

　　黄全愈把他的12条高考改革建议通过新华社送给了中央。

　　2006年4月，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创全国之先例，以“面试”录取学生，对“认分不认人”的高考迈开了改革的一大步。

　　黄全愈关于高考改革的言论又一次成为舆论的中心。

　　重读《“高考”在美国》中关于高考改革的12条建议，人们发现，黄全愈三年前就预言了这场改革，预言了改革的方向和做法。出版社立即以《当预言成为现实》为题，再版这本书，告诫人们:明天我们怎么高考!

　　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的巨大工程

　　2006年6月29日，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组织了一个座谈会，来自湖南师大附中和周南中学的4名高考尖子与黄全愈对话。

　　出乎组织者的预料，四个“一流考生”竟一边倒地支持黄全愈提出的“三合一”高考改革方案。其实，不光是高考尖子，黄全愈所到之处，学生们都在台下高声呼应他的“三合一”改革主张!当然，也有认同传统高考的，比如在北大，就有一个女生说，她喜欢传统高考，因为简单、容易——只要考好高考就行了，什么社会义工、文体活动……统统不用管。

　　采访结束时，黄全愈提到了他的博客。在那里，大批关心中国教育改革的网友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议论。

　　一个读者发帖道:“素质教育是以一个点为圆心向外不断扩张的、陀螺样的图形，孩子可以不断发挥自己潜在的能力，是由内而外的、自主式、发散性的;而应试教学让我看到的是一个无缝焊接的圆环，孩子们都要向圆心看齐，是由外向内、被动式、聚敛性的。两种不同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两种人:一种是内控型人，我自己的事情我做主;另一种是外控型人，我的事情你做主。我们的学生聪明者太多，智慧型的太少……”

　　黄全愈很有信心地说，“从根本上改变以考为本的学习方法和思维方式，培育创造思维活跃的新一代，这是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巨大工程。这个工程不能只靠几个人去完成。她要求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人都来参与。如果每个中国人都能这样认真地思考中国的教育，你说我们的教育能办不好吗?”（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