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报人邵飘萍：他的时代，我们的时代

　　献给2006年记者节

　　11月8日是记者节，每到此时，总会让人想起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新闻人，而这其中，在80年前的血雨腥风中以身殉报的《京报》创始人邵飘萍是排在前列的。

　　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20周年，也是他遇难80周年。最近，南方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了

　　——编者

　　《乱世飘萍——邵飘萍和他的时代》一书，不仅是一部邵飘萍的传记，也是对邵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立体诠释，从一个人、一家报馆、一个时代——中国报业的时代——兼及当时几乎所有的名报人和名记者，特别是那些我们久违了的杭辛斋、陈布雷、黄远生、张季鸾、丁佛言、刘少少、邵瑞彭、孙伏园、林白水、徐凌霄、潘公弼、黄天鹏等一部中国新闻史绕不开的人物，这样一点点涟漪泛开——所谓“乱世飘萍”的主题，正在于此！

　　以下是记者对该著作者散木的专访——

　　在血缘上我不是邵的“外孙”，但希望在精神上继承他

　　记者:听说您与邵飘萍有特殊的关系:令尊郭根是邵的女婿，而您却不是邵的外孙；可以请您首先谈谈你们家族与邵相关的“历史”吗？

　　散木:首先，非常感谢贵报的采访。我对广东，无论是出版业还是新闻业，都十分向往和看好。

　　关于家世这个问题，我在“后记”中略有叙述，可能一些读者会有不解。家父是邵飘萍长女的爱人，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家父赴香港从事新闻(《大公报》)，邵的长女因滞留“孤岛”，加上贫病，没能等到胜利。我是家父与他后来的妻子所生的，所以，在血缘上，我并不是邵的“外孙”，不过，由于“家学渊源”吧，倒是在精神上希望与他有继承的关系。

　　记者:您还记得最早听说邵飘萍是什么时候吗？令尊跟您讲过邵的哪些“故事”？在您早年的心目中，邵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

　　散木:我很早就知道邵飘萍了，特别是在太原读中学期间，每年暑假几乎都要去北京“京报馆”住，北京“京报馆”现在已是绝无仅有的“老报馆”了，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那座小楼依然矗立在那里，以后，我每次到北京，首先都会去看它。

　　至于家父的口传，印象中更多的是为他撰写邵的传记“担当”抄写、邮寄的活，倒没有特别的“家教”。我读书发蒙的时间较早，小学就每天看报纸了，对于邵的事迹，听说到的、阅读到的，都是对他正面的评价，当然，家父也一直以他为自豪的，这种情结当然会影响到我。

　　记者:您什么时候开始萌发为邵飘萍作传的念头？

　　散木:为一代报人邵飘萍写传，现在追溯上去，要在我大学毕业工作之后。那时家父因病去世，他没能完成为“泰山”立传的使命，记得那时邵的未亡人汤修慧夫人也已高龄了，我去北京看她，她身体已每况愈下，也很孤寂，可能她对于为邵立传的意愿，似乎也绝意了，但隐隐约约之间，对我是有所寄望的。

　　其实，我是学历史的，对新闻史也很感兴趣，对邵的史料的搜求也已有时日，后来看到陆陆续续几本邵的传记出来，也就没有着急。当然，我已感到那几本传记有不足之处，无论从史料的丰富程度上，还是对他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解读上，都有重新诠释的必要。恰好，前些年浙江出台了一项重点文化工程——组织出版《浙江文化名人丛书》，我被邀请写作邵的传记，于是利用这一偶然的机会，才开始正式“动工”。

　　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多少是脸谱化的

　　记者:您这部传记与邵飘萍的其他传记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大量史料，从多个方面，“还原”了邵所由出的时代。您能否简介一下邵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

　　散木:在考虑写这本书时，我想通过对邵的叙述，以之为原点，放大来折射他所生活的那一时代。什么时代？书名用了“乱世”两字——中国步履踉跄地进入近代，不曾想却是一个纷纭的时代，不说中央政府是如走马灯般变幻，转型社会带来的全部复杂性、动荡性也都包蕴其间，这恰恰为邵飘萍的出现创造了机会——记者、报人大概和作家一样，都是“蚌病成珠”，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为邵飘萍提供了展现身手的舞台。

　　至于“邵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具体地说，正是目前史学界研究最为薄弱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书中，我尝试性地诠释了邵所处的时代，而在此之前，应该说，我们对它的认识多少是脸谱化的。这本书用了学术界许多根据最新披露的档案写的研究结果，以及我自己的解读，试图来诠释这一时代。最近，恰好资深老记者陶菊隐先生的名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出版)也重新以《武夫当国》之名再版了，此书现在又被称为是“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我是不喜欢另换了《武夫当国》这一书名的，因为它可能让读者预先有了一个基本的思维定势——既然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那么一定就是“武夫当国”了，而事实远非如此。这又仿佛我自己的《乱世飘萍》，其实，用“乱世”两个字也远不能概括这样一个看似纷纭的历史时代。可能也因为如此，如谢泳和丁东两位书评人所批评的，在这一方面，我所着力描述的，或者不过是某一方面的“放大”。

　　记者:最近《中国青年报》的《冰点观察》对您这本书进行了评点，并因之谈论了“当代传记作家的史学素养”，不知道您看过没有？对那些评点有什么感想？

　　散木:对于这一问题，我有许多感想:比如说，有关历史的书籍以及历史人物的传记，题材如果是晚近的，可以说问题多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经过我们长期批判和肃清“客观主义”(讲究史料第一，当年傅斯年诸前辈曾大力提倡)，就是史学是要为政治服务，久而久之，人们在头脑中或明或暗、或显或隐，都埋下来规定好的“历史观基因”，什么时代、什么人物，都有大致相应的固定看法。

　　现在为什么海外的黄仁宇、唐德刚等他们的书和文章很受读者欢迎，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头脑中固定的模型和框架，不受特定的意识形态所左右。

　　具体到历史的写作，还有学风的问题。现在很多书和文章都是望文生义，不从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出发。

　　总之，如人所言:“北洋初期对言论自由还是有一定尺度的，但是到了奉系时代，像邵飘萍、林白水等人，这些记者被杀没有什么道理可言。奉系的办法是:办大学我可以给你钱，但是老师不能胡教，不能骂我，骂我就要掉脑袋。”不错，一个“乱世”居然能造就了一代报人的邵飘萍，那么，反过来说，也是这样一个“乱世”让邵飘萍成为烈士，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也是我在这本书里所着重的笔墨。

　　记者:在您看来，邵的时代，有哪些因素成全了他，又有哪些因素限制了他？他与他的时代最大的矛盾和冲突是什么？

　　散木:邵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又很聪慧，他利用了他所能得到的全部“资源”来投入新闻事业，他铤而走险于“剃刀边缘”乃至不测，又限制、最终终止了他的探索。对于这些，似乎不便做“事后诸葛亮”似的评判，毕竟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具体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对于他们，我们不便予以苛求，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对于历史，要予以“温情地看视”的原因。

　　邵飘萍对今天时代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记者:在您所“工笔”描绘的丰富而复杂的时代画卷上，邵飘萍的历史贡献和历史作用愈益清晰；您觉得，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以至整个中国近代史上，邵价值何在？

　　散木:邵飘萍的历史价值，我在书中专门提到“成功的一代报人”等，除了他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特殊贡献，还有我以为更重要的，是说:“‘新闻全才’的称号并不见得是对他最好的概括，今天我们谈起他，往往更称道他坚定不移地反专制、反蒙昧，以及终其一生为捍卫言论自由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这样一个新闻史上的楷模更应该被我们记取和缅怀。

　　记者:今年是邵飘萍诞辰120周年，遇害80周年。克罗齐说过，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么多年过去了，您认为，邵飘萍有哪些精神遗产依然值得我们珍惜？对于今天的时代而言，他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散木:关于“精神遗产”、“最大的意义”，这与前一问题相关。中国新闻史，已经走过了百余年的历程，这一百年来，曾涌现出过一大批优秀的中国新闻人，邵飘萍只是其中一员，不过，我们只要想一想:现在能想得起来的老报人、老记者是谁？大概邵飘萍是排在前列的。这就代表了他的“最大的意义”了。

　　今年也是邵飘萍“殉报”80年(还有其诞辰120年)，我们无法忘记在80年前，一代报人竟轰然倒在了刑场上，结束了他“踔厉奋发，又尝饱经痛苦，举凡所谓穷饿、羁囚、逋逃、沦落、兄弟妻子离散，人生所不堪之楚毒，殆无不以一身受之”的记者生涯！当然了，历史的进步可能让一些人已经忘却了他，我在写这本书时，有一个私愿——是不是可以让中国的所有新闻从业者都来读读它呢？作为记者，邵飘萍在他的有生之年，一直引以为自豪，并且发誓“终生以之”。他深信:中国的进步，不能脱离报业的繁荣，不能没有记者的担当。他由衷地体会到:“读者在社会新闻中，可发觉社会是否进步抑黑暗，从而鼓舞人民打破黑暗而奋斗，主张多数人民的福利。所以看一国报纸的社会新闻，可得悉该国之进步状况。”

　　他还现身说法，强调记者是“新闻界战斗的壮士”，必须要有一定的素质，其中“品性为第一要素”，这是因为在历史条件作用下，新闻记者的地位日益提高了，所谓“无冕之王”等等，记者活跃在社会上最显眼的地方，与各方人士周旋，也“最易得一般社会之信仰，亦最易流为堕落”，所以，他以为“品性乃记者精神上的要素”，其“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

　　现在，中国的报业已大不同于以前了，拿现在的报馆与当年的京报馆相较，规模、硬件……彼不啻一“小儿科”矣。然而，彼之“精神遗产”、彼之“最大的意义”，却常常让人为之徘徊不去。

　　另外，可能我们不曾想到:当年在邵飘萍脑海中，一部“良法”的《新闻法》已浮现在他脑际，他还将之写入自己的专著中，冀盼有生之日可以看到它的出现。一部《记者法》的长久阙如，就可以证明，邵飘萍还没有“老”到可以被人忘却了。不是么？

　　邵飘萍深信:中国的进步，不能脱离报业的繁荣，不能没有记者的担当……

　　他认为:“品性乃记者精神上的要素”，其“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

　　飘萍一支笔，能抵十万军

　　邵飘萍(1886—1926)是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记者，原名新成，又名镜清，后改名振青，字飘萍，以字行于世。浙江东阳人，后随父母迁居金华。13岁考中秀才，1906年就读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读书时早已萌生“新闻救国”的志向。1907年，开始为上海《申报》撰写地方通讯，为其从事新闻业之始。1912年，他与杭辛斋在杭州合办《汉民日报》，第二年即因讥弹时政，被以“扰害治安”和涉嫌参与讨袁的罪名构陷入狱。翌年出狱后东渡扶桑，入法政学校学习，期间曾组织东京通讯社，为国内各报提供“东京特别通讯”，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就是在他的努力报道揭露下，被国人所共知的。

　　1916年，邵飘萍回国，受聘于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等报馆，为其撰写时事短评，暴得大名于上海。随后担任《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北上，以撰写《北京特别通信》闻名报界。

　　在京期间他自创新闻编译社，1918年又独资创办《京报》，声称“必欲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此《京报》之所为做也”。同年促成北大新闻学研究会的成立，并担任该会导师。不久即因言论过激再遭通缉，二度流亡日本，《京报》也被查封。在日期间，他被聘为《朝日新闻》社特约记者，并系统考察和研究了日本新闻事业，还著书向国人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回国后复刊《京报》，立誓使其成为“供改良我国新闻之试验，为社会发表意见之机关”。《京报》很快因其报道及时丰富、评论切中时弊及其“活泼显豁”的版式风格等，成为北方一张影响力较大的报纸。

　　邵飘萍是近代以来被公认为“新闻全才”的报人之一，在新闻采访、写作、编辑和报纸管理等方面多有建树。他在曝光曹锟贿选案、扑朔迷离的“金佛郎案”等的上佳表现都是可供后来的新闻从业者学习的。因此，时人评价他“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冯玉祥则盛赞“飘萍一支笔，能抵十万军”。

　　邵飘萍还致力于新闻教育事业和新闻学研究，曾应聘为北京平民大学和政法大学教授及务本女子大学校长，出版了《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两部新闻学专著，其中，《实际应用新文学》是我国第一部研究新闻采访工作的专著，为后来新闻记者的采访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及丰富的经验。

　　1925年春，据罗章龙回忆:邵飘萍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中，他多次发表署名评论，又联合同人拒登英日广告，发起募捐，救恤难胞。“三一八”惨案后，秉笔直书奉军暴行，《京报》成了讨伐段祺瑞的舆论阵地。

　　1926年4月，因言论触怒奉系军阀而遭到逮捕，26日，被杀害于北京天桥。1949年4月毛泽东亲自批文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他一生所践行的新闻理念、采访手段，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记者，他生前所自勉励人的“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一联现已成为许多新闻从业者的座右铭。

　　历史评价:

　　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毛泽东

　　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枝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冯玉祥

　　飘萍每遇内政外交之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

　　——张季鸾

　　书作者简介:

　　散木，原名郭汾阳，1956年出生，山西定襄人。1977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曾在博物馆、文物局等处工作。1985年调入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系从事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现在浙江大学法学院任教。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现代文学史、地方史、中共党史等研究，先后在国内众多报刊撰文，如《读书》、《鲁迅研究月刊》、《博览群书》、《书屋》、《文史精华》、《书评周刊》、《文汇读书周报》、《社会科学论坛》、《老照片》、台北《山西文献》等。著有《鲁迅与山西》、《书局旧踪》、《报馆旧踪》、《女界旧踪》、《于无声处听惊雷——鲁迅与文网》等。醉心研究近代史、新闻史多年，而这本《乱世飘萍》更是其积累研究20余年的心血凝结。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谭庭浩阮清钰

　　图:

　　赶赴火灾现场采访的今日记者们。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