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总理“割稻”与“高端”调研

　　作者：阮思余

　　10月29日上午，温家宝前往广西来宾市桥巩乡下料村。看到路边的稻田里农民正在收割稻子，温家宝立即停车走进稻田。正在割稻的壮族女青年黎莉和周围的村民惊喜地向总理问好。温家宝接过她手中的镰刀，割了几把稻谷，笑着说：“你看，我还没忘记使镰刀吧。” 在农户家中，他点燃沼气灶察看火苗，并登上楼顶的平台了解太阳能热水器的情况。温

　　或许许多人都没有想到的是，继2004年为农民“讨薪”后，温家宝总理再次出如此“绝招”。对一个备受现代化发展所挤压的农民群体来说，“总理割稻”这样的画面与描述总是让人深感其如此予农民以“厚爱”，让人莫不“感恩戴德”。就媒体来说，只有“物以稀为贵”，才能成为众所关注的焦点事件和新闻。这一点，也折射了一个大国总理的亲民形象，并且将其具化为微观的具体行动――类似为熊德明农妇讨薪，与农民共割稻等生活“琐事”。毕竟，民为国之本，国之基，国之源。

　　只可惜类似温家宝总理这样的平民作风与底层举动尚未成为广大领导干部的共识，更莫期望此举成为广大领导干部“集体无意识”的普遍行动。正因此，有网友才发出如此深情呼吁：愿温总理躬身割稻的身影不再孤单。其背后的政治寓意何其深厚与耐人寻味。一个人靠单打独斗无法改变既有政治生态的面貌与习气。哪怕是一国总理，更遑论是一大国总理，莫不如此！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大国，这么复杂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现实。

　　当我们从总理“往下走”时，我们为类似“总理割稻”的举动而倍感亲切的那份细腻的感情再也难以――有些地方，恐怕是根本无法――找到。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点，群众普遍垢弊的现在干部“三多三少”的现象就是一有力明证：浮在面上的多，“沉”下去的少；跟着喊口号的多，具体抓落实的少；务虚的多，务实的少。

　　不能“沉”下去，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干部大多数的“调研”还是在“高端”状态中进行。无论是哪一级的领导干部下去调研，都是下级主要领导全程陪同。就算是去农村，也是事先安排好去哪些能够给本地带来“镜头”、可供解剖、具有正面效应的“麻雀”。我们的媒体报道时都不会忘记说：某某书记或长来某某地调研，并且发表重要讲话，某某书记或长们陪同视察。

　　从1950年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6年的逢先知先生在一篇关于毛泽东晚年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讲述：

　　“他自己讲过，进城后，官做大了，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那样的调查没有了……解放以后他就没有到农村中做过直接调查，更没有在农村住过。他每次下去，都是省委书记陪着，听汇报、调查的对象不是地委书记，就是县委书记，这怎么能了解到真实情况、不脱离实际才怪。所以，造成那么大的损失，出现那么大的失误，脱离实际是主要的”。

　　“他了解情况，不是看报告，就是听汇报，而这些又有相当成分是看他的脸色行事，喜欢什么给什么，强调阶级斗争了，马上就来阶级斗争的材料，强调生产了，又报来关于生产的材料。长此以往，不出问题才怪。”（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1页。）

　　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晚年的这一致命错误已经成为人们公认的常识。然而，此一致命问题既没有从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消失，而且正以各种版本复制着，有些地方甚至愈演愈烈，如何叫人不忧心：领导同志，你连一点经验的材料都没有，如何知晓社情民意？就凭下级的上报材料？依赖秘书加班加点的总结、再总结？晚年毛泽东背弃了革命年代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而致如此荒唐、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扩大化、十年文革浩劫等血的教训还不够惨痛吗？

　　在总结毛泽东建国前后巨大反差的思想和态度时，卢之超先生有这样一段值得我们永远引以为戒的话：

　　“党从一个被压迫的党变成执政党以后，客观条件会发生一些变化，做了领导，考虑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自己的利益、思想感情以及整个行为会自觉不自觉地和群众不一样，如果不注意，脱离群众也会越来越远。这个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把握得好，不会出大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矛盾有可能发生激化，根本不代表群众利益，整个思想感情严重脱离群众”。（张素华、边彦军、吴晓梅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下），辽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2页。）

　　时至今日，中共要实现革命党向现代意义上的执政党的转型，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党与群众的感情问题不仅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依然是一个极为严重、也是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感情问题，总是要通过党的干部的言行举止表现出来。要深化领导干部与民众的感情，有效的、也是可靠的办法就是在实践中、在与民众的不断交往和深入接触中一步步形成，并将这种内在的感情转化为勤政、廉政、高效为民的具体的行动予以巩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