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远在西周的行贿受贿

　　陕西省扶风县最近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中，有铭文讲述了西周贵族间行贿的内幕。铭文刻在一对罕见的大口尊上，长达111字。大意是这样的：

　　一位名叫琱生的贵族，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仆，多次被人检举告发。那时是严禁开辟不用纳税的私田、不允许多占用奴仆的，琱生明显违反国法，按律当究。正月的一天，朝廷指派名为召伯虎的官员负责督办此案，前往琱生的庄园调查。看到“动真格

　　这事发生在西周厉王五年———距今有2879年了！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之前，不妨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腐败第一案”。

　　贿赂之腐败，是权力制度的产物。早在西周晚期，一个作为“奴隶主”的贵族，就向“国家司法人员”成功行贿了，可见当时司法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腐败漏洞。一场奴隶主权贵与国家较量的“官司”，为什么最终以奴隶主权贵的胜利而告终？在当时的宗法制度支配下，作为贵族族长的“宗子”或“宗主”们有保护和帮助“小宗”的责任；在这场官司中，拿到好处的“司法官”召伯虎与“查办对象”同宗，这样的“大宗”在“贿物”的“粘合”下，自然要全力以赴保护同宗的“利益共同体”，替“查办对象”开脱罪责。

　　在人治的制度条件下，这种“权贵利益共同体”几乎是牢不可破的。在周厉王五年发生这样的“行贿受贿”案，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周厉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人治暴君，老百姓谁敢对腐败现象吭声呢？

　　大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就是一个用金钱开道成功“入仕”并把权力“做大”的“鼻祖”，今天我们如果老是纠缠于“秦始皇是不是吕不韦的私生子”，多少有点无聊。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是，是什么让资本与权力成功结盟。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清官”。然而，司马迁撰《史记》，尽管有不少人物的列传，却没有“清官传”，这是为何？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清官”不管出现多少个，都只是个人行为，无法真正成为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