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维度与法的走向

　　2006年5月21日，央视的《大家看法》栏目播出了《生命的价值》，请两位专家剖析了“同命不同价”这种引人关注的法律现象：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同时导致数人死亡，其中既有城镇居民，也有农村居民。但是，在法院作出的死亡赔偿判决中，生前是城镇居民的死者所获得的赔偿金额，远远高于生前是农村居民的死者所获得的赔偿金额。对于这种所谓的“同命不同价”的现象，人们议论纷纷，一个倾向性的看法是：同样是“一条命”，只是因为户籍不同，就造成了赔偿金额的过分悬殊，这就说明，农村居民的生命与城镇居民的生命没有

　　关于死亡赔偿金到底是不是“赔命价”的问题，当然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下去。但笔者的意图，并不打算仅仅讨论这样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而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案例，提炼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学问题：在法律领域内，作为法律调整对象的“人”到底是什么？如何理解“人”的内涵？更明确地说，法律实践者在处理一个法律案件的时候，到底应当着眼于“人”的哪个维度？

　　还是以上文提到的交通事故致人死亡为例。在这样的法律事件中，肇事者对死者这个“人”构成了损害，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问题在于：肇事者到底损害了死者这个“人”的什么呢？到底损害了这个“人”的哪个维度呢？譬如，是损害了这个“人”的生命本身吗(致“人”死亡，致“人的生命”丧失)？还是损害了这个“人”的躯体本身(致“人”的躯体破碎)？要么就是损害了这个“人”的一项权利(人的生命权或生存权)？抑或就是损害了这个“人”的子女、父母的利益(他们不能继续享受这个“人”的扶养与赡养，将陷于无助或孤独)？

　　以上四种情况表明，在一个交通事故致人死亡的赔偿案件中，“同命不同价”是否具有正当依据，到底应当如何处理之类的问题，如果要给予一个明确的回答，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在法律实践者的视野中，肇事者损害的真正对象是什么。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疑难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律实践者所面对的任何案件中的“人”，并非“单向度的人”，而是一个多维度的复合体。首先，他是“自然的人”，具有自然属性或个体属性。譬如，他有生命、有血肉之躯、有疼痛感、有饥饿感，这些都是人的自然属性。其次，他是“社会的人”，具有社会属性或群体属性。譬如，他承担了抚养小孩或赡养老人的义务；如果他是教师，还承担了对于学生的义务；如果他是医生，还承担了对于病人的义务，这些都是人的社会属性。再次，他还是“精神的人”，具有精神属性或心理属性。譬如，他希望享有人的尊严，希望获得他人的尊重，希望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些都是人的精神属性。

　　人的这些不同维度(或不同属性)，迫使我们思考一个根本性的法学问题：法律旨在调整的人，到底是“自然的人”、“社会的人”还是“精神的人”？面对这样的追问，有人也许会不以为然地回答：法律领域中的人，本身就有多个维度，本身就是“自然人”、“社会人”、“精神人”甚至“道德人”的复合体。然而，这种看似清楚的回答实际上是回避了问题。因为，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的时候，法律实践者在处理任何案件的时候，都必然会以人的某个维度(或某种属性)作为出发点。正如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根据人的不同维度出发，着眼于人的不同属性，法律或法律实践者处理案件的方式、需要考虑的问题、最后得到的结果，都将是大相径庭的。

　　某个社会、某个时代关于人的维度的不同理解，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于法的走向。对此，法国思想家福柯已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在他本人极为看重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开篇就对照了法国历史上风格不同的两种法律。其中，1757年的法律主要在于惩罚人的肉体，80年之后的法律则主要在于惩罚人的灵魂；前者是惨不忍睹的酷刑，后者却是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规训。两种法律之间的巨大反差，其实就源于法律实践者(包括立法者、司法者)对人的维度的不同理解：在1757年，法律实践者的出发点是“自然的人”、“肉体的人”，因而，法律重在打击人的肉体；但是，80年之后，法律实践者的出发点变成了“精神的人”、“灵魂的人”，因而，法律重在规训人的心灵。

　　一个重要的法学命题：一方面，具体地说，就是要区分惩罚的真正对象。你要惩罚的对象到底是人的灵魂呢还是人的肉体？你不宜囫囵吞枣地说，“我就惩罚人”，这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另一方面，抽象地说，就是要区分人的不同维度。无论是立法者、执法者还是司法者，都有必要反省你旨在调整的人，到底是“自然的人”、“社会的人”还是“精神的人”，因为，从人的不同维度出发，法律实践者所选择的法律理念、法律制度、法律技术，以及所获得的法律结果，都是不一样的，这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一个时代的法的走向。

　　福柯的研究视角与研究结论，无疑是极具启示意义的。但是，这种有价值的方法论尚未在中国学者那里得到应有的回应。在笔者看来，一部漫长的中国法律史，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映照出不同时代关于人的维度的不同认识；或者反过来说，不同时代关于人的维度的不同认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法律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走向。

　　譬如，在秦始皇时代，法家学说居于主导地位。按照法家学派代表人物的看法，“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韩非子·五蠹》)。韩非在这里所讲的，主要着眼于人的生存欲望与生存竞争，从本文的视角来说，注重的乃是人的自然属性。这种关于人的维度的理解，导致秦始皇时代疏于仁义，偏好刑罚，酷刑的适用范围也相当广泛。秦末的陈胜、吴广，就是在这种严酷刑法的逼迫下揭竿而起的。

　　汉朝以后，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主流思想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就意味着，“庶人”与“大夫”具有不同的属性，“庶人”虽然也是“人”，但主要是“肉体的人”，因此由“刑法”来调整；至于“大夫”，则主要是“道德的人”，因此由“德礼”来调整。这个时代关于两类“人”之不同维度的界定，决定了中国封建法律的主要形态与基本走向：礼与法的二元划分。

　　在当代中国，不同时代关于人的维度的不同认识，同样影响了法的走向。譬如，在七十、八十年代之前，阶级斗争的意识比较浓厚，人的阶级属性———即“阶级维度中的人”———受到了强调。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的工具”，“阶级镇压”成了法律的主要功能。但是，到了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人的社会属性———即“社会维度中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承认。在这种新的主流意识的支配下，法律主要表现为“权利义务规则”；调整社会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成了法律的主要功能。至于最近几年，国家越来越强调的人权保障、人性司法、人格尊严等方面的法律改革，则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维度”的关注与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