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职业劝捐员的尴尬不只是个人的

　　在深圳眼库工作的陈淑莹是我国第一位职业劝捐员，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劝人死后捐献眼角膜。她要听着别人痛哭，看着别人流泪，甚至还要忍受怒骂。(11月14日《广州日报》)

　　“职业劝捐员”在我看来，它本身就是一个先天充满矛盾的工作。

　　陈淑莹的“劝捐”，就是感召患者出于社会公益心，身亡后将眼角膜无偿捐赠给等

　　然而，以此为职业的陈淑莹，却从中得到了每个月的工资及其他补贴，属于获利行为。在这里，我有一个疑问无法得到解答：陈淑莹成功劝捐的越多，是不是工资与奖金也越多？

　　更大的矛盾还在于，患者无偿捐出的眼角膜到了医院后，医院给角膜移植的病人做手术时，是需要收费的。尽管报道借深圳市眼科医院姚晓明博士的话说，“医院只收眼角膜的保存费和手术费，做一例手术约6000元，往往还是亏的。”但在目前医疗乱收费泛滥的今天，拿什么来确保医院真的只收“保存费和手术费“？在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如果个别医院借患者无偿捐赠的眼角膜牟取暴利，又该怎么办？

　　在眼角膜拥有者———职业劝捐员———眼科医院———角膜移植病人这条捐赠链中，第一个环节属慈善范畴，之后的两个环节却与慈善无关。双重的道德标准赫然在列，使职业劝捐员无法避免患者质问所导致的正当性尴尬：你凭什么让我们无偿献爱心？而做手术的医院面临更大的信任拷问：你凭什么证明你不会多收费？

　　在这样的尴尬面前，陈淑莹“走着一条异常艰难的路”是必然的，而我国200万病人等待角膜移植、自愿捐献者却寥寥的强烈反差，也在所难免。这样的尴尬，不只是陈淑莹个人的，说到底，它源于治病贵的大背景下，人体器官捐献者义务与权利的严重不对称。

　　综观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立法的深圳等地，不约而同确定无偿捐献的原则，在鼓励患者献爱心回报社会时，忽略了对捐献者相应的补偿。

　　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爱心的奉献应该有必备的物质基础，并且不能是单方面的，否则，社会倡导献爱心只会曲高和寡，而当你责怪患者缺乏爱心时，患者轻轻一句反驳就可让你哑口无言：昂贵的医疗费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医院给我们献爱心了吗，既然没有，一味鼓励我们无偿捐献，不是强人所难吗？

　　我们赞美那些自愿无偿捐助的道德高尚者，但不能苛求所有人都高风亮节，问题的关键在政府与社会建立鼓励人们慈善的激励机制，比如某患者愿意捐赠眼角膜，医疗费就可相应减免，晓之以理，再动之以利，献爱心者自然云集。事实上，美国等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就是这样做的。

　　所以，在合法、合理的捐献激励配套机制建立之前，陈淑莹将继续她们的尴尬与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