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友追忆烽火岁月

　　今年5月，本报记者有幸前往南京、上海两处暨南大学旧址，拜见了几位暨大老校友。他们多数都是抗战胜利前后上的大学，如今都已是八十高龄的耄耋长者。他们对“暨南”二字的感情是旁人无法想象的：在南京，老人们为了在鼓楼边建起“南京暨南学堂办学旧址纪念碑”到处签名奔走，只因为他们都曾经在暨大下度过了青春年华。

　　杨葆生：上海时期最后的学生会主席

　　杨葆生是上海时期最后一届学生会的主席，担任了暨南大学校务委员。当年，同学们踊跃参加南下西南服务团，参加上海市政、工商、教育接管工作和与交大、复旦并校的情景，还历历在目。

　　1945年秋，抗战胜利后，他负笈上海，1946年夏，经考试合格升入暨南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就读。杨老回忆，这一年暨大刚由福建建阳迁至上海复校。

　　由于真如校舍已毁于战火，上海市府拨给宝山路和东体育会路两所日本人的中学作为了暨大复校之用。文、法学院在宝山路为“二院”，理、商学院为“一院”，校本部则在东体育会路。一年级新生均住在青云路学生宿舍。

　　那时，师生的生活都很艰苦。学生每天早晚得步行20多分钟往返教室和宿舍；老师们多半住在复兴中路1195号国立高机学校后面的临时宿舍。每天上下班有一辆漆有“国立暨南大学”字样的由卡车改装的客车供教职员上下班乘坐，因为人多车少且过时不候，教职工为赶车也很是紧张辛苦。“当时真是名师云集啊！仅文学院，就有郑振铎、钱钟书、施蛰存、刘大杰、许杰、吴文祺……”尽管已经过去60年，杨老对当年的教授如数家珍。杨老特别提到，当年工商管理系的主任许炳汉先生，一袭蓝布长衫，一本《财政学讲义》讲得滚瓜烂熟，板书工整而有条理，“我们的主要课程《管理学》是由刚留美归来的崔克讷教授担任的，他对国内情况知之甚少，课上所有实例都举美国的”。

　　徐钊其：乡村校园外的小饭馆整天热闹着

　　南京校友会主席徐钊其老人是广东花都人，当年他在暨大真如校舍读书。真如离上海只有十多里路，那时并没有公路可通，而沪宁车老是脱班，等三五小时也是常事，“真如可说是十足的乡村，环绕暨大四周的村落都是平房，和我家乡的农村差不多”。

　　老人说，从1927年秋天到1931年，暨大学生增加到一千人以上。“学校车站附近有了小市场、小饭馆，整天都很热闹”。当时的银行学系下还设置了“国立暨南大学学校银行”，主要办理小额储蓄存款业务，专供银行学系学生实习之用。

　　上图：杨葆生老先生。

　　（日京／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