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教泽　系侨情声教讫于四海

　　清末维新运动与新政中，不断有近代新式学堂创立，于是百年之后，国内的“百年老校”也就多了起来。

　　中国人一向是敬老的，而一所百年老校是否“老”，要看它的学脉是否绵厚悠长，学统是否笃实方正。如果还有大规模的老建筑以为佐证，自然更好，但对于几经播迁，几经废兴，饱经国事沧桑的暨南大学来说，这一点就很难强求了。

　　不过暨大的百年历史上，不乏学养精深的名师大家，为暨大的学脉、学统增添了厚重的底蕴。到今天，名师们的学术成就与为师之道，已成为暨大宝贵的精神财富。套用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论述，大学在精神上的“建筑”远比它在有形物质上的建筑更重要。

　　细细考量，这些“老建筑”的核心部分，“始建”于上海时期的暨南大学(1927—1949，抗战期间有4年办学于闽北建阳)。

　　暨南大学一直与“海”有着不解之缘，是一所被海风吹拂、海水浸润的大学；暨大的校徽是蔚蓝的海水色，暨大的办学使命是“声教迄于四海”，暨大是一所首先面向南洋、因海外华人华侨而立的大学，也是一所曾受惠于上海海派文化风格的大学。

　　所谓海派文化风格，就是不拘一格，以开放的心态跟随世界潮流。上海时期的暨大，求经问史与经世致用并举，长年教授与“钟点”教授并用，境外学生与境内学生并招，从而打造出名师荟萃、多元包容的校园环境。当时的暨大和其他大学一样，在吸纳名师方面有着良好的制度安排；人才的进出非常自由，学者们在不同大学间的兼课也非常普遍，从而暨大学生也就有幸得到许多名师亲灸薪传。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其他大学内迁而暨大坚持在租界“孤岛”办学，吸引了许多未能内迁的知名学者前来任教，这也是暨大上海时期名师荟萃的一个重要原因。

　　暨大的学脉、学统是由名师前辈们的言教身传而支撑起来的。说到名师荟萃，这也有赖于慧眼识才、胸怀宽广的名教育家、名校长。暨南大学在上海时期达到国内一流名校的水准，拥有众多知名学者，这与当时暨南的两位名校长郑洪年、何炳松有关。

　　郑洪年主政上海暨大时(1927—1934)的训词，是暨南校史上充满精神魅力的一页。训词说：“今世俗流于颓废，我暨南同学独不可颓废；习俗沦于厌世，我暨南同学独不可厌世。自今以往，绝摩登之风，去物欲之蔽，坚其意志，晔其智慧，强其体魄”，“应养成刻苦自励之精神，以为异日任重致远之准备”。郑洪年强调要把暨南办成华侨最高学府，要将“世界高深的知识与祖国优美的文化”传授给国内外的学生，为此，他把延聘名师硕学作为办学的关键，许多知名学者先后应聘来校，如夏丏尊、周谷城、周建人、曹聚仁、潘序伦、潘光旦、叶公超、梁实秋、洪深、黄宾虹、孙大雨、夏衍、张君劢、沈从文、罗隆基、杨汝梅、叶渊、陈钟凡等等。郑洪年还聘请众多社会名流来暨大举办讲座，这些人中有蔡元培、鲁迅、胡适、徐志摩、张竞生、章士钊、黄炎培、叶恭绰、胡愈之、陶行知、高一涵等人。

　　1935年，曾留学美国、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长达11年的何炳松出任暨大校长(1935—1946)，暨大在他任期内攀上了新的高峰，特别是在1937至1941年的上海租界“孤岛”时期，有人评论说：作为孤岛中的“文化堡垒”，当时的暨大名流学者云集，其师资力量之雄厚，讲学风气之浓厚，在百年暨南史上，无出其右。当时的暨大教授、文学院院长郑振铎回忆说，何炳松“做了10多年的暨大校长，暨大的学术空气是纯洁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涉”。

　　上海时期的暨大，著名艺术家如潘天寿，著名作家如梁实秋、沈从文、梁遇春，著名外交家叶公超，著名政治家罗隆基等，均在暨大担任教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备受关注的“新月派”，也与暨大有着紧密的关联。抗战后回迁上海的暨大，仍然保持着国内名校的地位，尤其是文史学科，不少教授都是学界一流从物，如刘大杰、吴文祺、施蛰存、钱钟书、李健吾、谭其骧等。

　　说到暨大学脉，上海时期的辉煌，有流失他移的，如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一脉；也有许多传承下来、荫及后辈。如暨大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百年来先有上海时期诸位前贤，后有萧殷、秦牧掌舵前行，至今仍为国内该学界一方“重镇”。又如暨大的历史学科，经何炳松、周谷城、沈炼之、金应熙、陈乐素、朱杰勤等名师开创性的工作，在中外关系史、宋元明清史、港澳史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暨大的经济、管理学科始于1918年开设的商科，在民国时期暨大商科拥有广泛的声誉，到今天经济、管理学科依然是暨大的强势学科。暨大的东南亚研究、华侨华人研究始于1927年设立的南洋文化教育事业部，开我国东南亚研究、华侨研究之先河并延绵至今，涌现出刘士木、李长傅等一批治学严谨、功底深厚的学者，1963—1964年任暨大校长的学问大家陈序经教授，也在东南亚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著述。

　　大批名师耕耘于前，并烛照后人，百年书香，连绵传承，这是暨大宝贵的精神财富。说到精神财富，潜心向学，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留下众多学说著述，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另一种精神财富，则是人格上的和人间关怀方面的。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的碑铭中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倡导学者们应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处世风范，也是前一种精神财富产生的重要条件。惜乎在高校行政化、教育流水线化的今天，这种风范、风气正在大面积流失，在此情形下，学术大师的产生环境和生存空间都令人存疑。

　　一路风雨，百年沧桑，暨大具有百年曲折激荡的历史底蕴，是荣誉，也是莫大的压力。百年来暨南人用不懈努力所浇铸的“暨南精神”，既包含了先贤的教诲，也注入了时代的潮声，为人忠信，为学笃敬，自强不息，创新为魂，格局开放，和而不同，这是暨大从过去走到今天，从今天走向明天的精神动力。

　　□蒋述卓(暨南大学党委书记)

　　百岁老校长王越回忆解放后暨大两次复办

　　陶铸捐薪教学楼添窗

　　王越老先生今年已经103岁了，他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百岁校长。近日，谈起1958年重建和1978年复办暨南大学的往事，老人的思路依然清晰。

　　1958年重建

　　侨生荷锄劳动

　　1957年，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铸兼任暨南大学校长，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的王越，被调任暨南大学第一副校长。学校复办之初，设立了中文、历史、水产、航海、矿冶5个系和预科，面向海外、港澳招生。

　　复办之初，国家经济困难，只能发动爱国的侨商捐钱捐物建设。王越记得，陶铸在这件事情上花了不少精神。当时，教学楼建好了，需要安装铁窗，还差10万元的缺口。王越向陶铸汇报，陶铸批示由省政府解决，还捐出了自己3个月的工资。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筹备，1958年9月24日，暨南大学再度开学。复办后的暨大，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生要边上课边劳动。学校在珠江南岸的磨碟沙开辟了一个农场，组织学生定期前往实习。王越说，暨大是侨校，侨生从小娇生惯养，和国内的学生大有不同。当年，暨大校园初建，百废待兴。学校动员师生一起挖掘明湖，一些侨生用手绢包住锄头，劳动时就做做样子。手绢搞脏了，放在宿舍里一个星期都不洗。王越知道了以后，悄悄动员国内学生帮忙把手绢洗了，又慢慢做侨生的思想工作，这才慢慢改掉了侨生的习惯。

　　1978年复办

　　一切从零开始

　　“文革”开始后，暨大停办，王越也被发配到三水劳动。直到1978年，中侨办主任廖承志建议复办暨南大学，得到中央军委会负责人的支持，于是南方军医学院迁出暨大旧址，暨大得以重现广州。

　　王越回忆，1978年复办暨大，等于又是一次从零开始。在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学校收回了部分校舍，从4所院校调回原暨大教师、干部，收回部分图书设备。同时还从全国各地物色、调进了一批骨干教师，以充实师资力量。在系科专业设置方面，除外贸系外，原有其余8个系均复办，并增设了新闻系。同时，新办了医学院，并着手筹建附属医院(即广州华侨医院)。半年后，暨南大学便恢复了，并于当年秋季招生开学。

　　在暨南大学成立100周年之际，王越老先生还作了一首诗表示庆祝：

　　莘莘赤子百年潮，

　　万里归来意气豪。

　　竞向师门探奥妙，

　　满堂才俊集今朝。

　　蒋述卓现任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

　　1955年生，广西桂林市灌阳县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优秀专家。教育部2001～2005年中文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

　　【百年大事记】

　　三度停办五次播迁

　　南京时期(1906－1923)

　　1906年，由时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的端方在南京创办暨南学堂，这就是暨南大学前身，我国历史上由国家创办的第一所华侨子弟学校。“暨南”一词源自《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寓意为：将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风尚和文化教育，辐射、传播到四面八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暨南停办。

　　1918年，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等积极奔走筹划，暨南学校复办。复办之后的暨南在华侨中声誉日隆。

　　1921年，暨南与东南大学合办国立上海商科大学，为国内第一所。

　　上海时期(1923－1941)

　　1923年，学校逐步迁入上海，并以真如为本部，办学条件得到改善。1927年国立暨南学校升格为综合性的华侨大学，称国立暨南大学，成为当时成立较早的、少有的著名国立大学之一。

　　30年代初期，随着日寇侵华的范围不断扩大，民族矛盾日渐突出，全国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暨南与其它学校一起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暨南办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折，学校被迫搬进上海租界，在“孤岛”坚持办学达四年之久。

　　福建建阳时期(1941－194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学校在上海无以立足，不得不又播迁福建建阳坚持办学，前后达四年之久。

　　抗战胜利后上海时期

　　(1946－1949)

　　1946年6月，学校迁回上海，在纷乱复杂的环境中继续办学。上海解放后，鉴于暨大本身的侨生比例已比较低，经费筹措相当困难等，学校于1949年8月合并于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等高校。

　　广州重建时期(1958－1970)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各项建设事业蒸蒸日上，高等教育日渐勃兴，华侨子弟纷纷来国内求学，重建暨南大学的条件已经具备。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华侨教育事业，1958年经国务院批准，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在此后的近十年时间，学校发展成一所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大学。“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学校办学受到严重影响，被迫于1970年停办。

　　广州发展时期(1978年至今)

　　1978年，为大力推进华侨高等教育，国务院决定恢复暨南大学。暨南由此步入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当时国家对学校的发展十分重视，将暨南大学列为国家重点扶持的大学，中央指示要把暨南大学建成“具有特色的华侨大学”，对暨南大学的发展寄予殷切的希望。

　　进入90年代，暨南大学抓住机遇，加速了学科整合和扩张的步伐。1996年暨南大学被列入重点支持的“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后，大大提升了暨大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华侨最高学府”。

　　【历任校长】

　　胡军(任期：2006.1至今)

　　刘人怀(任期：1995.12－2006.1)

　　周耀明(任期：1991.6－1995.12)

　　梁灵光(任期：1983.10－1991.6)

　　杨康华(任期：1964.3－1970.3；1979.8－1983.10)

　　陈序经(任期：1963.1－1964年夏)

　　陶铸(任期：1958.6－1963.1)

　　李寿雍(任期：1946.6－1949.5)

　　何炳松(任期：1935.7－1946.5)

　　沈鹏飞(任期：1934.1—1935.7)

　　姜琦(任期：1925年秋－1927年夏)

　　暨南学堂创办人端方

　　首任校长郑洪年(任期：1927.6－1934.1)

　　赵正平(任期：1918－1920年夏；1921年秋－1925年夏)

　　柯成懋(任期：1920年夏－1921年秋)

　　采写：本报记者王瑾摄影：本报记者卢汉欣(资料图片除外)

　　图：

　　创办时期的暨南学堂校门(南京)。

　　真如时期校门(上海)。

　　建阳时期校门(福建)。

　　重建时期校门(广州)。

　　现在的学校正门(广州)。

　　（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