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笑言得奖是因为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货币主义”理论的创立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病逝

　　文/本报记者汪令来

　　这位大师是一位具有传奇意味的经济学家。在整个20世纪多如牛毛的经济学家中，他的论文被引用次数排名第一；而在几乎所有学者都视为生命的学术地位上，他在前半生备

　　更有意思的是，这位美国经济学家还与中国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有着不解之缘。他有一句关于中国的名言广为流传———“谁能正确解释中国改革和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他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你可能不熟悉这个名字，但是你绝对听说过他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本月16日，这位著名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在美国家中病逝，享年94岁。

　　弗里德曼

　　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12年生于美国纽约市，父母是俄罗斯犹太移民。1933年获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63年至1981年，陆续获哈佛大学等近二十所大学的法学、理学、人文科学和商学博士及名誉博士学位。曾担任多个政府机构顾问，其学术思想对美国几届政府的经济政策都产生过重要影响。

　　一位经济学“超人”

　　与凯恩斯不相上下互唱反调

　　显然不能以一个“著名学者的逝世”来形容弗里德曼的驾鹤西游。有关他的纪念文章或专题都以“美国经济学泰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父”、“货币主义大师”、“凯恩斯第二”、“20世纪经济学里程碑式人物”甚至“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人类的智者”等来赞美他。

　　事实上，弗里德曼也的确是经济学界不折不扣的“超级巨人”。时间倒流至1998年，150名经济学家投票20世纪“最有影响力”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排名第二，第一是凯恩斯；不过，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倘以“最伟大”评价，弗里德曼则成为第一。

　　凯恩斯何许人也？他所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曾将西方社会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一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仍在全世界被奉为金科玉律。而弗里德曼却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创立“货币主义”理论，大力主张“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公开与“凯恩斯主义”唱起反调。

　　上世纪80年代，美、英两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证实了这位身高只有1.6米的矮小老头的理论是多么正确。里根政府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紧缩货币供应，在短短两三年内，就使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从70年代10%的年均水平降到只有3%-4%。撒切尔夫人更全面接受弗里德曼的观点，不仅控制货币量，还积极推动私有化，使英国的市场经济有声有色。

　　自此，弗里德曼的观点才真正得到认可。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接受了他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进而改变了秉承多年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大家也公认他与凯恩斯齐名，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伟大到什么程度？中山大学岭南大学经济学教授林江说，经济学界有一句话：“弗里德曼之后无大师”。

　　图：2002年，90岁的弗里德曼与夫人罗斯受布什总统的邀约到访华盛顿

　　一位倔犟的学者

　　最先肯定他的竟是一个独裁者

　　然而，“伟大的经济学家”远非弗里德曼荣誉的全部。他的另一个为世人所景仰的成就，就是他的“入世”———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社会活动和直面战斗。

　　弗里德曼一生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四处推销他的理论，但在那个几乎全世界都处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笃信政府万能的时代，遍遭嘲弄，受尽白眼。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他就像唐吉珂德一样无奈而又坚持。

　　直到上世纪70年代，当原有经济理论使得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几乎笼罩着整个世界时，他的学术推销有了效果。

　　不过，第一个听他话的是却是一个独裁者，智利的皮诺切特。这也为他赢得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带来些许麻烦，甚至有人在颁奖现场抗议。原因是他为智利政变上台的皮诺切特军政府出谋划策，治理当时智利的恶性通货膨胀并取得成功。他因此也成为诺奖历史上唯一没有全票通过的获奖者，得票数为3：2。

　　但弗里德曼却毫不退缩：我做的不过是像医生一样，去为战胜一场瘟疫提供技术支持。而他甚至开玩笑说，自己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是他说了一句“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随后，这位倔犟的老人抓住一切机会宣讲自己的经济学理论，随时随地与人展开辩论。1966年至1984年间，他曾每隔两周为美国《新闻周刊》撰写专栏，这成为后来用经济分析阐明当下事件的典范。

　　一位包容的父亲

　　支持儿子“自由选择”当“逆子”

　　当然，弗里德曼的晚年盛名，另有一个重要因素。1980年，弗里德曼和夫人罗斯合写了《自由选择》一书，成为当年美国最畅销的非小说类读物。这本书的书名正是弗里德曼一生信念的写照。

　　弗里德曼经常表现出一些看上去有些偏激的观点。他反对政府对房租、工资和几乎一切价格进行干预，他支持私有化养老保险体制，自由贸易，放松对行业的管制，他甚至支持毒品合法化。总之，他希望给人们越多的自由空间越好。也许有人会认为他的有些观点根本是荒谬的，但他一生的辩论对手———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却给了他中肯的评价：仅仅因为弗里德曼说过这件事，并不代表这件事一定是不对的。

　　实际上，对手之间的包容评价，本身就充满着“空间”的意味。而弗里德曼的职业生涯，显然也得益于此。

　　1912年7月，弗里德曼出生于一个贫穷的俄罗斯犹太移民家庭，在美国的新泽西州长大。虽然15岁时父亲去世，但得益于美国的各种福利条件，弗里德曼的成长过程平稳顺利。而其真正的成就，弗里德曼则归功于在芝加哥大学所受的研究生教育。因为在当时的芝加哥大学，有一批先锋的经济学家，他们并不认同当时的理论，他于是也成为一名“叛逆者”。直到后来，儿子戴维也成为经济学家，但不愿跟从其父的学派，弗里德曼表现出的也是高度的容忍。

　　他真正关心中国

　　三次访华“吓一跳”变充满信心

　　中国的经济问题太复杂，很多西方理论工具一到中国就失灵。诺贝尔经济家奖得主布坎南曾干脆地表示，他的理论思考和实际经验完全是出自西方人的逻辑，所以无法对中国的改革提出更多建议。而弗里德曼则不然，他一直对中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他与夫人罗斯合著的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除了美国之外，占据篇幅最大的国家就是中国。他曾三次访华，并认为：“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们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

　　第一次是在1980年，也是唯一一次由官方正式邀请的访问。邀请者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当时的中国，改革进程刚刚开始。有位副部长曾经问他，在美国由谁负责物资分配？弗里德曼的反应是“吓了一跳”。于是，他建议这位副部长去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看看，了解一下没有中央分配者的经济体制是怎样运转的。

　　第二次访华是在8年之后。他真实感受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也看到了中国进一步改革面对的核心问题，即政府是否愿意为了经济发展而放弃某些特权。弗里德曼的自由经济观点，在当时中国改革持续深入情况下，得以更清晰地传递给了决策者和学术界。

　　第三次访华是在1993年。私营企业、民间商业的发展，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当时政府的改革方向，似乎与1988年有所不同，开始强调日韩式的对经济的控制，并认为这是未来的方向。但弗里德曼却无法认同。但在他看来，中国已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优越性，因此，只会勇往直前，而不会再往后退。

　　三次访华，弗里德曼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个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变迁过程，并尽力向中国人介绍了他关于自由市场制度的知识。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人———其中不乏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中国发展道路的人。

　　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相比，弗里德曼是真正关心中国实际改革状况的。直到今年，他还表示“这个世界目前发生最重大的改变，是中国的变化”。

　　（紫／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