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承鲁：以院士高位揭学界家丑

　　邹承鲁几次提出想吃冰激凌都被女儿拒绝了，因为他有糖尿病，但最终还是给他买来了。吃完这杯甜美的冰激凌后，83岁的邹承鲁心满意足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

　　11月23日凌晨5点22分，著名反学术腐败斗士、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在北大医院安详离

　　刚直不阿的斗士

　　邹承鲁被誉为中国生化界的泰斗，他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上世纪60年代作为主要贡献者成功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这一重大成果，使他成为中国生化科学界的权威。

　　中科院讣告在其生平介绍中，罕见地评价他是“刚直不阿的斗士”。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邹承鲁的声名开始从学术领域扩展到公众空间。他将严厉目光投向科学界学术腐败，以院士之高位自揭学界家丑，批判不良学风。

　　但这却引来微弱非议——研究上做不出什么名堂，只好靠学术打假出名。女儿邹章平说：“说这话的人显然并不了解我爸爸，他这一生还需要名吗？”

　　1946年，西南联大化学系毕业后，邹承鲁在招考公费出国留学生的考试中，以第一名成绩赴英，并师从剑桥大学著名生物化学家Ｋｅｉｌｉｎ教授。研究生期间，他已在英国《自然》杂志单独署名发文。

　　自1950年以来，邹承鲁因其成就获奖无数，多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以科学界惯用的衡量标准来看，他创造的数字可算非凡：研究论文209篇，其中被美国《科学》杂志收录98篇，引用次数3200余次。

　　一家三口皆院士

　　2004年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的邹承鲁曾对记者说：“我已经老了，不会像年轻人那样怕挨整。无非是以后不给我这奖那奖的，我这一辈子得的奖已经够多了，真的不需要了。”

　　说此番话时，他刚刚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饶毅、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实验室主任鲁白联名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文章，严词抨击中国的科技体制。文章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科技管理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中国科技的创新和发展。这是邹承鲁在晚年向中国科学界投下的最后一颗重磅炸弹。

　　女儿邹章平说，祖父和父亲同有留英经历，同为科学家，但两人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委婉，后者张扬；一个含而不露，一个直来直去。邹章平所说的“祖父”是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

　　1948年邹承鲁和同在英国剑桥留学的李林结合，在英国伯恩茅斯海边，李林的父亲李四光主持了二人的婚礼。

　　这段姻缘成就了日后科学界独有的一家三口皆为院士的传奇佳话。李林是中国知名的固体物理和材料科学家，2002年5月先邹承鲁而去。

　　邹章平说父亲把全部时间贡献给了工作，对她的教育便是放任自流。邹承鲁和李林并不强求她继承家业，后来的邹章平也确实并未从事科学。但在邹承鲁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光，有一天他突然对女儿说：“如果你搞科学多好，那我们家的墙上说不定就可以挂上四张院士像。”女儿欢快地安慰父亲：“没问题，过两天我就拍一张。“

　　痛击学术腐败

　　1981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不久，58岁的邹承鲁便首次在科学界提出“科研道德”问题。“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可是有的人却弄虚作假，用以追逐名利。个别人甚至不择手段剽窃他人成果，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多年以后，邹承鲁坦言当年说这番话其实心有所指，是批评当时的三件学术腐败，而且是涉及高位的重要人物。当年剑桥求学，邹承鲁在向《自然》杂志投的第一篇论文中习惯性地署上导师的名字，却被导师删掉。为人师后，邹承鲁打破了中国科学教育界导师署名的潜规则。他曾说：“最可恶的是仗势署名。我当这个实验室的主任，这个实验室所有的文章都把我的名字写上，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并且写在最显著的位置，仗势欺人，这是一种欺人的方式。”

　　2001年，那场著名的“核酸风波”中，邹承鲁提出核酸营养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他还公开指责生化学会一位副秘书长为核酸营养品作商业宣传。

　　2003年中国科协年会，邹承鲁总结了中国科学工作者违背学术道德的七宗罪：伪造学历、工作经历；伪造或篡改原始实验数据；抄袭、剽窃他人成果；贬低前人成果，自我夸张宣传；一稿两投甚至多投；在自己并无贡献的论文上署名；为商业广告作不符合实际的宣传。

　　身为院士的邹承鲁坦言中国院士选举最大的毛病就是不透明。去世前20天，邹承鲁完成了最后一篇文章《必须严肃处理学术腐败事件》。文章说：“学术腐败问题已经蔓延至院士群体。“

　　工作是追赶时间

　　邹承鲁和他的同道是在政治风云变幻、科技条件简陋的情况下成功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的。但他仍不无遗憾地坦言，自己最重要的科学成果都是在上世纪60年代做出来的。“文化大革命”结束迎来科学春天的时候，邹承鲁已近花甲。1970年，为了结束12年的两地分居，邹承鲁由上海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工作。“当时工作条件很差，既没有分光光度计，更没有可控温的离心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所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第一次创业。当时我甚至没有一间实验室可以进行工作。”

　　所幸中美建交后，邹承鲁的师兄美国Ｅ．Ｓｍｉｔｈ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行前他向中方要求参观邹的实验室。于是在代表团抵京前三个星期，在院领导指令下，邹承鲁获得了一间实验室。他马上四处借实验台柜、玻璃器皿等，连夜布置实验室。

　　“在Ｓｍｉｔｈ教授访问当天，所有的试剂瓶，无论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幸运的是Ｓｍｉｔｈ教授访问后，我被允许保留这间实验室，这才有了一个容身之地。”

　　邹承鲁的实验室陆续得到一些最基本的装备均得益于他的剑桥师兄弟们的先后来访。若干年后，邹承鲁访问美国，见到Ｓｍｉｔｈ教授谈及此事。教授说：“当时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什么也没干。”

　　邹承鲁一直在一种追赶时间的心态下工作。所以他拼命，所以他着急。他的痛苦在于旧时没有安定的科学环境，如今有了，人却浮躁了。所以他愤怒，所以他批判。

　　一位以“敬仰邹先生的后辈”自称的年轻人发来唁电：学术打假斗士去世了……希望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中国的学术腐败能被遏制！

　　如今邹承鲁走了，他留下的精神空位谁又能填补？Ｌ

　　据新华社、《南方周末》

　　邹承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