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节万不可失

　　伍立杨

　　胡兰成的散文被挖掘面世，尤其是《今生今世》等自传作品，被一些人鼎力推崇，以为发现了新大陆。实则，扫却尘封则有之，文采文笔却谈不上。此人散文，浮，轻，浅，乱，生造词汇，别扭句法，表述走样，读之生厌。

　　又有人说，他之为汪伪政权的宣传部次长，乃其文笔为汪精卫所激赏，是发掘人才的佳话，此说可哂。实际情况是，伪府开场冷清，人才奇缺，百端拼凑，乌龟王八，一时沉渣泛起，胡氏遂得以因缘际会，在乱世中抛头露面，最后为时代的巨浪所涤荡。

　　古人所谓“诉穷声中断送多少豪杰”。胡的出身在生活底层，在动荡的时代，一个心地不良的青年，在艰难的挣扎与窥视中，四面楚歌，终于下水。胡兰成，原本在内地当初中教师，落魄潦倒，至眼睛重病而无钱医治，生活不易维持，遂百计逃往香港谋生，在那里认识了汪伪要员林柏生，后竟跃为伪宣传部次长，而该机构是由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直接指导的。胡氏后又和林柏生争权夺利，发生重大矛盾，乃向日本人打小报告，为此被伪政权拘禁过。出狱后投靠特工头子李士群，任《国民新闻》杂志总主笔，常常著文攻击周佛海。李死后，胡反又投靠周佛海系统的罗君强，得其资助主编战略刊物《苦竹》月刊。旋由日本人选派汉口《大楚报》社社长。战争后期他观察战争风色，又想和蒋集团拉关系，未遂。抗战胜利时，胡兰成则比其他所有汉奸都狡猾，逃得无影无踪，先是乡下，后辗转台湾，避过追索期，活得人五人六的。

　　在他得意的时候，情感的玩弄，几乎是其家常便饭。从武汉的护士，到什么秀美，什么小周，到张爱玲……生活极为糜烂肮脏。据汪伪政权中亲历者张润三的回忆，胡氏和张爱玲同居时，林柏生派人唆使胡的老婆多方闹事，醋海兴波，满城风雨。

　　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而言，须入于法度再出于法度，方称高格。胡氏视法度为无物，他的心本不在文学上面，所以其作品实在可说是没有心。笔下技术捉襟见肘，词不达意，而屡屡生造，结果是他的文风跟他的人品一样不可信。他的文笔远不如同时的金雄白等人。最严重的是，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胡氏仍在散布关于抗战的风凉话，一直不甘忘情于日本。

　　林语堂先生论汉奸，有警句:“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知彼辈为傀儡，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亦明矣。胡氏为日本军部所奴役，为正义的阵营所鄙弃，于是做人自由全失，一番畏首畏尾，首鼠两端，融会在文字中，那一种造作，谁也受不了；没想到胡氏却耽溺成癖，曲终人散，终生不改。所以读他的书，先是可笑，继而可鄙，最后只有可恶了。对整个抗战期间的作为，他都经过了精心的检测，尽量为自己开脱，对将要叙述及的史实，也常常倏忽之间就拐弯，消于无形，而狐狸尾巴也就纤毫毕现。以汤浇雪，但知雪化，不知汤更不复为汤矣，故其如意算盘，终究剪彩为花，终非活色。

　　去年在举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沪上某报竟登一文《华丽缘》(作者署名河西)，竟公然说胡兰成是文学史急待平反的作家！又说胡氏身上有李渔的影子，其用情不专是旧文人通病，苛求不得，因而他从对胡氏抽象的仇恨，到逐渐觉得“也都不那么面目可憎了”。此事引起文化界某些有识之士的愤慨、批判，可惜未引起媒体的广泛支持！

　　不以人废言，旧书当然可以挖掘。但对这样的汉奸文人大事发掘，总觉得某些出版社和某些跟着鼓吹的各色人等所为不妥，更对他们的倾力炒作十分反感——经济利益固重要，谁也不嫌钱多咬手；但大节万不可失，原则万不可一概模糊了去，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