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便衣效应”应该覆盖更多的社会领域

　　几年前，“广州是犯罪分子的天堂”的论调在网上流传。去年年初起，广州市公安局借鉴纽约警方的做法，成立了全国首支成建制的上千人的便衣警察侦查支队，遍布广州的街巷，“让公安走到暗处，让犯罪分子走到了明处”。仅仅5个月时间，便衣警察就抓获“两抢”等犯罪嫌疑人5300多名，打掉违法犯罪团伙370个，破获刑事案件3200多宗。眼下，广州治安状况被称为“五年最佳”，市民安全感普遍上升。（见12月20日《南方都市报》）

　　从报道中看，虽然广州警方同时还采取了打破管理界限、增装“电子眼”等举措，但只有建“便衣”队这一项比较新鲜和有效。便衣警察为啥有这么大的作用？这个现象值得认真研讨。

　　在没有便衣侦查队伍之前，广州警方和全国一样，在打击犯罪上就这么几个套路：一是“办公室遥控打击”，多数警察坐在机关里制订文件，下发通知，让寥寥无几的一线警察以一当十对付罪犯；二是“口号打击”，在墙上、电视上堆满了杀气腾腾的文字，期望震慑罪犯；三是“案后打击”，即预防措施不力或没有预防措施，只有在发生了刑事案件甚至出了人命后才通过侦查手段进行打击；四是“事先通风式”打击，在某种专项打击之前的半个月甚至几个月之前，就下发文件，领导发表电视讲话，不但将具体时间、涉及到哪个行业、哪个地区、哪类犯罪行为甚至“重灾区”在哪、打击重点是啥等，都公开向社会全盘透露，使“地球人都知道”。很明显，这类打击的思路，统统来源于这样一种假设：犯罪分子都是很显眼的没有生命和智力的石头，其行动和效果可想而知了。

　　而便衣侦查的打击办法正好与上述策略相反——其思路来源于这样一种判断：一方面，犯罪分子都是隐蔽的、狡猾的，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是诈呼几声就能被吓倒的；另一方面，即使再狡猾的罪犯和犯罪策略，也都有规律可循，都有其软肋和死穴，这些软肋和死穴一旦被找到，就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事实正是这样，歹徒们伪装成市民暗暗行动，便衣警察们也打扮成市民偷偷观察；因歹徒们凭肉眼辨别不出谁是警察，往往在警察的眼皮底下作案，被捉，就是必然的了。

　　两种不同的打击办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执法理念。前者是一种由懒政导致的、让罪犯也瞧不起的愚蠢，后者是一种由勤政体现的机智；前者是一种官老爷式的衙门作风，后者是一种百姓公仆的职业精神；前者是一种假打，害怕打着了所属群体利益甚至自己的利益，后者是一种真打，体现出痛恨犯罪、维护社会秩序、铲除社会黑暗的高尚良知。笔者还认为，“便衣效应”应该覆盖更多的社会领域。目前之所以有那么多行业出现令人痛心的社会问题，与我们普遍缺乏这种“便衣精神”有一定关系，如果各级管理部门都能用便衣侦查的办法深入到各行各业、各个容易滋生不安全事故或腐败行为的地方，那么，长期令我们无奈、痛心、气愤的煤矿事故、公路三乱、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公车泛滥、公费淫乐、贪污受贿、教育乱收费、天价医疗费、垄断福利等等，也都会像广州的治安状况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显著的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