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赤子的真诚与苦闷

　　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晚年的苦闷，他为自己的创作太小而悔恨、苦恼、焦虑，这几乎成为他晚年心灵中的魔。曹禺先生走了十年；虽然，他只写了九部多幕剧，但是，他把自己的全部诗性和睿智都奉献了出来，把自己善良而真诚的灵魂留了下来。

　　曹禺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十年了。中国的剧坛，并没有因为先生走了而怠慢他；相反

　　2000年纪念曹禺先生九十周年诞辰的时候，我曾将同先生十多年交往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编写了一部《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当时，我在一页一页地翻阅这些陈年的笔记，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往日的录音时，我似乎觉得先生就坐在我的眼前，向我平心静气地诉说着他的童年，他的少年，他的创作，他的焦灼，他的苦闷……几十次的谈话中，他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晚年的苦闷，连同他一生的苦闷，而在苦闷中，我看到了一位老人真诚而善良的灵魂。

　　大约是1977年，我应一位老同学约稿认真研读了曹禹的剧作和相关研究文章，并写了一篇《论〈雷雨〉〈日出〉的艺术风格》发表。从此我就转向了曹禹研究，开始我追索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在23岁就写出《雷雨》这样伟大的作品？循着这一思路，我用了一年时间完成了《曹禺剧作论》。好心的出版社编辑坚持要将稿子送给曹禺先生审阅，没有想到他看过后很快就写信给我，信中说：“您的分析和评论是很确切，也是深刻的。您的研究工作使我敬佩，有时间，应该和你长谈。”记得是在1980年5月23日他约我见面，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讲到了齐桓公和晋文公的故事，并把《曹禺剧作论》引为“知心”之作，这更让我这样一个年轻学子深为感动。由此，我同曹禺先生成为忘年之交。当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他商量由谁来写《曹禺传》时，他推荐了我。随着传记资料的收集，我同曹禺先生有过多次长谈，这是一次又一次人生交底的谈话。十多年同先生交往，使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有人说曹禹先生有时说一点违心的话，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极为真诚、毫无遮拦的人。他绝没有一点大作家的架子，更没有一丝的炫耀。他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和《家》，是中国话剧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但是，他不但没有丝毫的自傲，反而是不尽的苦闷。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写得太少了！太少了！”他为此而悔恨、苦恼、焦虑，这几乎成为他晚年心灵中的魔。他用了不少精力，来改写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没有写完的《桥》，为此他又采访了不少的人，查阅了不少历史资料，但最后还是未能完成，这又造成他更大的苦闷。

　　他是没有任何矫饰的。我请他谈《明朗的天》，他说：“这是一部写知识分子改造的剧本，连我自己都不懂得什么叫思想改造，不知道怎样改造，我又怎能写好改造！？”他不愿意谈他晚期的剧作，他不满意自己的那些作品。在这里，我看到他的悔恨和悲凉。

　　他的坦诚，都让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感到震惊。著名的画家黄永玉先生，以他对曹禺的诚挚，写信批评了曹禺后期的剧作。曹禺把这封信当面读给米勒听，这让米勒感到意外的不解。他怎么能把他的这些隐私告诉一个外国人。

　　但是，在这里我却深深感到曹禺的真诚，一个赤子的真诚！也感到他的深深苦闷，一种欲挥而挥之不去的灵魂苦闷。

　　他对一些往事，是万分的感愧后悔！他确实在文革前写过一些批判文章，如对胡风，对萧乾，特别是对戏剧界的朋友，如吴祖光、孙家琇等。一说起这些朋友，他就不断地说出他的不尽忏悔和十分虔诚的自责。他是一个知道自责的人。而他自己，在一次次的运动中，尽管没有直接受到批判，但是看到一个又一个熟悉的朋友同志的命运，这些已经使他胆战心惊，灵魂颤栗，身心交瘁了。

　　他始终对人，对人类都充满同情和理解。在旧时代，他能够同那些生活在底层的妓女平等地谈心，听到她们说出自己心窝里的话。他对繁漪这样通常被鄙视的人，却看到她的美丽心灵。他对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充满了令人崇敬的同情。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他的悲天悯人的宽阔胸怀。

　　他始终充满理想的情愫，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他说，他写《日出》，是写出光明和希望来。他在最黑暗的地方，发现了金子的闪光；他在最肮脏的地方，看见了最美丽的心灵。

　　……在几十次谈话中，我发现的是这样一个真诚而善良的灵魂。

　　曹禺先生走了十年；虽然，他只写了九部多幕剧，但是，他把自己的全部诗性和睿智都奉献了出来，把自己善良而真诚的灵魂留了下来。